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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曾经被邀去演讲。看着台下一双双蓝色的眼睛，我揣测他们想听到什么。
我本来打算谈父亲的自杀，谈自己亲历的枪战和监狱，谈中国一幕幕惨剧和笑剧
……我知道那最能收获西方的兴奋。但我突然愤愤地改变主意，并自觉羞愧。这
羞愧不在于我说什么，而在于我为什么要那样说。
这不意味着从此对中国的苦难缄口，只意味着开口不再取悦于人。
我不能与下贱的语言同流。
/* 31 */第二部分世 界（3 ）
六
英语并不是从来血统高贵。十一世纪，说法语的诺曼集团侵占了英国之后，
英语曾被视为一种下贱的语言。英语只与穷人的事物有关，而政界和都市则流行
法语，读书人更习惯拉丁语。乡下穷人喂养的“猪”是英语，城里富人吃的“猪
肉”是法语，这一类差别和混杂一直保留到今天。
在宗教改革家M。路德把《圣经》从希伯来文和希腊文翻译成德文之前，德文
也曾被视为世俗的语言，不配用来谈论宗教和灵魂。他以“职业”的俗义来译注
“天职”，在教廷心目中简直是犯上和渎神。比他更早一点的捷克教士胡司，主
张用方言作祈祷，把教义捷克语化，也构成异端罪之一。他付出了更高的代价—
—最后在广场上被活活烧死。
我要说的下贱语言则是另外一回事。不是指语种，而是指语质。不是指弱势
阶级或弱势民族的语言，而是指任何一种语言中都可能出现的品格退化和腐变。
这可能以貌似圣洁化的形态出现，比如在中国的“文革”。假话大话空话套
话，句句红光亮。禁欲主义清除了所有描述人欲的词汇，使之进入无名状态的黑
暗。这种虚伪的语言专制，只能带来生命的枯萎，带来幽默、轻松、温情、执拗
等等个性的绝育。人们即使在家信和日记里，也渐渐活出社论和革命公文的模样，
活出整齐呆板的格式。今天的人只要翻一翻当时的印刷品，无不惊讶字号的奇大。
其实当时人们已无话可说，或者是无可话说，大量语言找不到指陈对象，只得从
人们的记忆中退出——到了这一步，一个大字号的国家必然出现，用增大字号的
办法来充塞版面和过于空洞的大脑，自然成了普遍的无奈。
这种语言，眼下还残留在官腔里，甚至残留在好些电脑词库里。我眼下使用
的词组库就排除了大多数所谓不洁的词乃至贬义词，另一方面却全力优待褒义的、
进步的、革命的词——“文革”式的洁癖甚至已遗传给今天高科技的字库硬卡。
但眼下语言品格的退化和腐变，在更多的地方，表现为鄙俗化倾向，表现为
市井下流腔。同样是很多假话大话空话套话，同样是一种语言暴力，但排泄在商
业流行歌和野鸡小报中，给人心强加种种卑污的时尚。它诱发油滑、散漫、贪婪、
媚从的语气和表情，它总是向心于金钱，以时代的新的权势中心为最大的词根，
派生出词汇和话题。它只指涉利害，散发不出激情的血温和光彩，无法用来讨论
崇高和意义。就像青楼小调只宜与瓜子、胭脂、麻将、酒肉配合，无法用来演出
正剧，无法用来歌唱母亲或女儿。
这种语言与官腔构成了下贱的两极。因此，让一个庸官改行为流氓，或者一
个流氓改行成庸官，不会特别难，但让他谈一谈内心，谈一谈英雄，谈一谈境界
和趣味，谈一谈对草原或海洋的感受，通常就有语言的空白和障碍。
官僚是斥责道德沦丧的，但很多官僚的阅读水准和能力，只适宜男盗女娼醉
生梦死的市井小说，从不敢去碰鲁迅。同样道理，新派精英们是憎恶“文革”的，
但很多精英的口舌常常摆不脱“文革”时期的流行词语和句式，每到哗众之时，
对集权者旧时的作派、手势、歌曲、图像，总是不自觉地一次次加以模仿，使之
复活。事情就是这样，有些对立是虚假的对立，一旦照照语言的镜子，就显示出
深层的同构和同质。
语言是精神之相。一个民族，如果表现出下贱的语言暗流，如果一个民族的
大报小报都充斥这种语言的繁殖，那么就已经病相深重。
七
可以想像，操着这样的语言，当然只可能对诸如西藏一类的话题沉默。关于
西藏，是一个我缺乏知识的话题。但比我更缺乏知识的很多西方人，比我也比西
藏人还愿意谈西藏，正在一次次要求中国把它让出去——他们说这话的时候，从
来没有想到应该把美国还给印第安人，把南非还给黑人，把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还
给原住民，也没打算要求英国放弃北爱尔兰。
在一九九四年的春天，也许我的结交范围有限，我发觉同行的好些中国人一
碰到这个话题就吞吞吐吐，就左右旁顾，就盯着烟头做深思状做叹息状做理解状。
也许，出于生计等方面的隐秘原因，他们必须出言谨慎，必须顾及当地西方主人
的脸色。也许，在习惯了日常人际之间的庸俗之后，他们已经找不到谈论这一类
话题的语言，已经不知道如何表达公道。在长长的旅程中，我居然只见到一个中
国人敢于对此正色，敢于区分什么是正常的讨论，什么是居心可疑的讹诈。这个
人平时不大言语，以致我一直对他没有什么印象，常常不觉得他在场。但他突然
冒出来，突然用不大流畅的粤式中文说：
“不要上西方政客的当。”
他说：“西藏是一回事，分裂中国的阴谋是另一回事。如果今天是西藏，那
么明天就是新疆，是东北，是台湾和香港。”
他又不大说话了，直到离开餐厅，无声地没入夜色。
我后来才知道，这位先生还算不上地道的中国人。他只是祖籍广东，自己为
越南籍，然后是澳籍。在他逃离到澳洲之前，红色政权杀了他的父亲和好几位亲
人，没收了他家几十公斤黄金。他乘一条渔船在公海和印尼荒岛上漂泊数月的情
景，至今记忆犹新。
我还知道，他是个与巴黎的演讲厅和话筒无缘的穷人，眼下领着失业救济。
这个世界很难听到他的声音。
/* 32 */第二部分世 界（4 ）
八
我不是一个民族主义者，至少不是某些人理解中的民族主义者——虽然这个
主义可以成为弱小者的精神盾牌。在我看来，这张盾牌也可以遮掩弱者的腐朽，
强者的霸道，遮掩弱者还没有得手的霸道，强者已经初露端倪的腐朽。谈主义总
是容易简单化，民族主义起来更是比下馆子还容易的事，尤其是大家口袋里有了
些钱的时候。
我住在海南岛，这里总是满目皆绿，疯野的绿色，肥厚的绿色。偶有惊心之
艳，是一树树紫荆憋不住了，溢出了遍地的落红。有时还有熟透的椰子在你鼻子
前砰然坠地，让某个初上岛的人大惊失色。
海南有一句戏谑，说一个椰子砸下来，足以打中三个总经理。这说明了一种
社会现状，一种市场经济的奇观。似乎一夜之间，公司如林，连少女和儿童的节
日祝词也是“恭喜发财”。
大浪淘沙，几起几落，然后我看到有一批人，正在社会的底片上逐渐明晰地
显影。他们大多年轻，手握巨资却不张扬，暗藏野心却有职业性的老成和审慎，
他们是名楼名车名服名表的买主，却已经及时地风雅和朴素，比方对走路和家常
小菜更有兴趣。他们勤奋如牛马，目光正在越出国界，一旦进入商品经济更抽象
或更宽广的领域，比方染指金融或期货，就往往比外交官更为谙熟伦敦或芝加哥
的时间，更为清楚英文或法文的各种名称缩写，他们悄然潜行于人海的某一角落，
却通过便携电话正在时时追踪美元的价位，日本财相的病情，海湾战争的进展，
巴西的气象预报，波兰的就业率以及七国峰会半个小时前的争议……以便决策自
己今天下单的时机和方向。多少年前革命领袖对红卫兵“胸怀世界”的号召，在
今天这些人没有硝烟和流血的电脑屏幕上，喜剧般地得以实现。
有些西方人曾经像高龄产妇一般，期待着这个阶层的临盆和成长，一心等待
着自己未来的亲密朋友。但恰恰是这些人，可能最让西方沮丧。他们不再是昨天
那些情绪化的大学生，凭几部进口电影来梦想异国，他们日益增长的财产更容易
决定他们的逻辑和态度。崇洋一夜之间变为仇外，也不是特别难的事。如果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