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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他们的逻辑和态度。崇洋一夜之间变为仇外，也不是特别难的事。如果他们
正在出口皮鞋，当然会痛恨对中国的经济制裁和封锁。如果他们准备去西藏或香
港办公司，也当然会警惕某些西方人的藏独或港独游说。“抗日”、“抗美”的
话题，正在他们的沙龙里隐约可闻。
他们巨大的购买力，买出了境外中文热的启动，至少在香港等地的销售行业
是如此。售货员们争相学习普通话，把操国语的外来人当作可能的大主顾。“会
国语者优先”的招聘广告，也一一出现在报端和大街小巷。
稍微敏感一点的人，都知道事情正在起变化。
亨廷顿，哈佛的终身教授，也感到了这种热烘烘中文的压力。他终于在一九
九三年的《外交》季刊上披上了战袍，强调不同文明之间因差异而引起的冲突，
是最为暴烈的冲突，因此儒教文明，还有伊斯兰文明，将是美国在冷战之后最大
的威胁。在同年十二月的哈佛大学一次讲座中，他更把话说白了，提出政治学必
言霸权，美国应该联日，拉越，压俄，共同来“围困中国”。
我对亨廷顿没有什么惊奇，我只是惊奇某些国人的微妙反应。他们连忙去引
经注典，向教授发出哀哀怨怨的抗议和表白。比方说首先与阿拉伯坚决划清界线，
声称“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文明之间冲突的分析尚能站住脚”；或者再打一个小报
告，向亨廷顿举报俄国，断言只有“东正教文明会成为反西方文明的最主要挑战
者”。这种无聊的乞讨和挑唆，竟成为了好些精美期刊上的学术。
他们倒不如一些实业家，能够一眼看穿亨廷顿，不过是从经济战车上飞来的
一颗哲学炸弹。手里不是冲锋枪而是计算器，身上不是迷彩服而是上班装，桌上
不是军事地图而是销售账表，前面不是铁丝网而是“进口限额”、“关税法案”
之类所保护着的市场纵深。一场民族之间的经济大战迟早要接火，或者说已经接
火。在这场战争中，祖国常常是投资者们的必要掩体。
事情很明白，从精神上保卫一个民族，就义者总是有限。当民族变成利益所
在的时候，一切就差不多成了通俗故事，不难激起社会性狂热。这是三K 党、希
特勒们干过的事，也是今天在烽烟滚滚的波黑、中东、阿富汗、卢旺达正在重演
的一幕又一幕。还有加拿大、印度、意大利、西班牙、德国、美国的夏威夷，也
都有要求分治要求散伙的吵吵嚷嚷。“祖国”成了光头党的专有名词。“本国优
先”是竞选人拉票时不可少的激昂，是最时髦的政治流行色。百分之几的失业率
或一块油气田，就可以使人们突然对肤色和母语的差异大惊小怪，突然觉得异族
面孔不可容忍，必须恶语相加，拔刀相向。
国家解体同夫妇离婚一样频繁和时髦。国家数目在迅猛增加。有人预计，到
下世纪初，这个数目可能增加到五百。到那时候，我们将比现在有多得多的边界，
多得多的海关，多得多的总统班子和外交纠纷。
上帝的裁判席早已空缺。无论左派还是右派，也不能确认新的理想，充当异
族融合的胶粘剂。一个似乎没有任何主义的时代里，民族主义似乎正在成为最后
的主义。
我对此感情复杂。我不知道，人类还有多大的精神力量，能有效地控制自己，
使一场正常的竞争，不至于通向仇恨和流血。当民族感更多地被利欲推动，更多
地聚合着利欲的高温高压，我无力深究这里的合理和过分，理智和疯狂，真实和
虚伪。
/* 33 */第二部分世 界（5 ）
九
“民族”这个词沦为谎言，沦为很多人放火、杀人、驱赶异族的兴奋剂，是
日渐清晰的现实一种。其实，这个词使用得最多的今天，也是它的词义实际上日
渐空虚的时候。美国就很难说是一个民族。它包括唐人街、韩国城、小东京、犹
太区、意大利街、墨西哥街、操西班牙语的果农、操挪威语的麦农、祖籍在波兰
的矿工、哈勒姆区的黑人老太，还有印第安保留区载歌载舞的男女……这全都是
美国，也几乎是世界。在一九九○年的调查中，美国人中每八个人中就有一个人
是异族混血的产物，牵连到至少两种以上的血统以及文化根源。这个越来越“杂
种”的美国，居然也可以谈民族主义？
国界的意义也越来越引人生疑。前苏联的核电站事故，污染了境外好几个国
家。日本的酸雨，则可能来自中国和东南亚。废毒气体对地球臭氧层的侵蚀，受
害者将不是哪一个国家或哪几个国家，而是整个星球。事情不仅仅如此，在今天，
任何一个单独的民族，也无法解决信息电子化、跨国公司、国际毒品贸易等等难
题。正在延伸的航线和高速公路，网捕着任何一片僻地和宁静，把人们一批又一
批抛上旅途，进入移民的身份和心理，进入文化的交融杂汇。世界越来越小，也
越来越近了。电视机使我们每一天都成了世界的前排观众，时时直面着地球的每
一个角落。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不把这个世界当作一按键钮就挥之即去的东西，不过
是在几十个频道间跳来跳去的东西，无法介入我们的早餐和购物单的东西，一句
话，如果你不因为熟视无睹而把它当成日渐失重、无关紧要、只配与皮鞋广告和
流行歌星混同的东西，你就完全应当采用比“民族”更为宽广的视角。
民族是昨天的长长留影。它特定的地貌，特定的面容、着装和歌谣，一幅幅
诗意图景正在远去和模糊。不管我们愿不愿意，现代移民们已经不再有旧时的山
长水远，不再有牵动愁肠的驿路遥遥。电话和飞机票，正在使故土和故人随时可
至，就像附近某个加油站或某个杂货店，无法积累和强化游子的激情。长别离既
已不长，长相忆也就无所可忆。更重要的是，当工业文明覆盖全球，故乡与祖国
便在我们身后悄悄变质。不管在什么地方，到处都在建水泥楼，到处都在跳恰恰
舞，到处都在喝可口可乐，到处都在穿牛仔裤，到处都在推销着日本或美国的汽
车。照这样下去，所有的地貌模仿出同一的景观，你思念的故乡，与别人的故乡
差不多没有两样；你忠诚的祖国，与别人的祖国也差不多没有两样。那么这种思
念和忠诚还有多少意义？还如何着落？
近些年来，我每一次回到湖南老家，都加深了这样的感觉，不免有一些怅然。
哪怕是在一个偏僻的山寨，我听到立体音响里轰轰扑来的，不是记忆中的唢呐和
山歌，而是我在海南、在香港、在美洲和欧洲都听到的电子流行音乐，从同样的
晚霞中淌出。这样的故乡，我的后代以后还能不能把它与其他旅游地给予区别？
寄予特有的情感？
民族感已经在大量失去它的形象性，它的美学依据。
根系昨天的，惟有语言。是一种有泥土气息的倔头倔脑的火辣辣的方言，突
然击中你的某一块记忆，使你禁不住在人流中回过头来，把陌生的说话者寻找。
语言是如此的奇怪，保持着区位的恒定。有时候一个县，一个乡，特殊的方言在
其他语言的团团包围之中，不管历经多少世纪，不管经历多少混血、教化、经济
开发的冲击，仍然不会溃散和动摇。这真是神秘。当一切都行将被汹涌的主流文
明无情地整容，当一切地貌、器具、习俗、制度、观念对现代化的抗拒都力不从
心的时候，惟有语言可以从历史的深处延伸而来，成为民族最后的指纹，最后的
遗产。
民族似乎仅仅成了这样一种东西：可以被装入录音带，带上它，任何人都永
远不会离乡背井。
欧洲的一体化似乎胜利在望。海关、汇率、军事和政治之类的问题都是不难
解决的，利益纷争也可望找到合适的安排。绕不过去的最后一道难关，看来只有
语言，是各个民族绝不会轻易让出的语言权。在M。昆德拉的小说里，一群同去援
助柬埔寨的白人激烈内讧，就是因为能听懂英文的法国人坚决不愿说英文，不愿
服从英语霸权，情愿费去多得多的时间，坚持用多种语言来进行所有的协商。这
当然不是小说家的一个噱头。
近年来的左派文化运动，重要的战线也在语言学上展开。少数民族以母语捍
卫文化平权和文化多元的愿望，反抗中心，挑战主流，哪怕面对美国总统和诺贝
尔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