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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种政治的积习与氛围中，根本说不到变法自强。纵有一、二真知灼见之士，他们的意见，亦浮现不到政治的上层来。【郭嵩焘谓：“西人富强之业，诚不越矿务及汽轮舟车数者。然其致富强，固自有在。窃论富强者，秦、汉以来治平之盛轨，其源由政教修明，风俗纯厚，百姓家给人足，以成国家磐石之基，而后富强可言也。岂有百姓困穷，而国家自求富强之理？
今言富强者，一视为国家本计，舆百姓无舆。官俗颓敝，盗贼肆行，水旱频仍，官民交困，岌岌忧乱之不遑（huáng），而轻言富强，祗益其侵耗而已。”嵩焘以此告李鸿章，李鸿章则曰：“西洋政教规模，弟虽未至其地，留心咨访考究，几二十年。（此光绪三年语。）人才风气之固结不解，积重难返，由于崇尚时文小楷误之。”其实即以鸿章言，恐亦未能深切了解郭氏之意。晚清大臣能语此者惟曾国藩，曾氏已死，郭氏此等议论，索解人不得矣。】
一时言富强者知有兵事，不知有民政；知有外交，不知有内治；知有朝廷，不知有国民；知有洋务，不知有国务。【此梁启超语。】即仅就兵事、外交、洋务等而论，亦复反对之声四起。【文祥光绪二年疏：“能战始能守，能守始能和，宜人人知之。今日之敌，非得其所长，断难与抗，稍识时务者亦讵勿知？乃至紧要关键，意见顿相背。往往陈义甚高，鄙洋务为不足言。抑或苟安为计，觉和局之深可恃。是以历来练兵、造船、习器、天文、算学诸事，每兴一议而阻之者多，即就一事而为之者非其实。至於无成，则不咎其阻挠之故，而责创议之人。甚至局外纷纷论说，以国家经营自立之计，而指为敷衍洋人。所见之误，竟至於此。”】
在此情形下，遂使当时一些所谓关於自强的新事业之创兴，无不迟之又迟而始出现。
举其著者，如铁路之兴筑，同治季年直督李鸿章已数陈其利，竟不果行。光绪初，英人筑淞沪铁路，购回毁废。三年始有商建唐山至胥各庄铁路八十里。六年，刘铭传入觐，力言铁路之利，李鸿章又力赞之，而江督刘坤一以影响民生厘税为言，台官亦合疏反对，诏罢其议。十三年，始造津沽铁路一百七十里。明年，李鸿章唱议自天津接造至通州，朝议骇然，张之洞乃创芦汉干路说调停。后又中辍，直至二十四年始再定议，三十二年全路始成。【沪宁路始于二十九年，京奉路成于三十一年，津浦路成 宣统三年。】
又以轮船言之，江宁条约后，外轮得行驶海上。天津条约后，外轮得行驶长江。同治十一年，直督李鸿章建议设轮船招商局。十三年，又疏请，始定议。直至光绪十年，犹申明禁令，小轮不得擅入内河。十六年，有疏请各省试行小轮者，总署王大臣仍以为不可。【时江轮、海轮统名“大轮”。】待各水道外轮先后行驶，华商小轮始弛禁。【日本始有东京、横滨铁道在同治十一年，大阪商船会社设立在光锗十一年。又按：欧洲机械方面重要之发明，如瓦特始得蒸汽机专利权在乾隆三十四年，福尔登始造汽船在嘉庆十二年。第一道汽机铁路之通车，在道光五年。利用汽力，为欧洲近世文化最要一特点。若中国能在同治季年即切实仿行，先后最远亦不能出百年之外也。其后法拉第发明电机，在道光十一年，鄂图氏发明内燃机，在光绪二年，而后近代机械之日新月异，变化益速。使天地为之异形，人生焉之转观者，胥此一百敷十年内事耳。
中国则因有二百年来满洲部族政权之横梗作病，使之虽欲急起直追而不可得。其后则激荡益远，于政治革命之后，继之以文化革命、社会革命，于中国内部不断掀起彻底震荡之波澜，而欧洲之科学舆机械，遂终无在中国社会保养，徐徐生长成熟之机会。过激者乃益复推而远之，希望于驱逼中国投入世界革命中求出路，不知社会愈动荡，则科学机械之发展愈受摧抑。而中国社会之所以赶不上近世文化之阶段者，其惟一概括，只在科学机械方面之落后。道路在近而求之远，歧途亡羊，此之谓也。】
外患刻刻侵逼，政事迟迟不进，终於使当时人的目光，转移到较基本的人才和教育问题上去。
三、晚清之废科举兴学校
当时兴学沿革，略可分为两期。自同治初年以迄光绪辛丑为第一期，辛丑以后迄清末为第二期。
首先创设之学校，大抵不外乎以养成翻译【而研究语言文字。】与军事【而连带及於机械制造。】之人才为主。
如京师同文馆、【始同治元年，初止教授各国语言文字，六年议于馆内添设算学馆，京僚谤讟繁兴。】上海广方言馆、【始同治二年，以苏抚李鸿章请。】福建船政学校、【始同治五年，左宗棠督闽，创设船厂，并设随厂学堂。十二年，沈葆桢陈选派学生分赴英、法学习。清季海军将领多闽人，由此。】天津水师学堂、【始光绪八年，北洋大臣李鸿章奏设。】天津武备学堂、【始光绪十一年，亦李鸿章奏设，规制略仿西国陆军学堂。】广东水陆师学堂、【始光绪十三年，粤督张之洞奏设。】湖北武备学堂、【始光绪二十一年，张之洞调任鄂督后奏设。】湖北自强学堂、【亦张之洞创设，初分方言、格致、算学、商务四门，其后专课方言。】陕西诸省格致实学书院【光绪二十二、二年间，各省学堂未能普设，多以变通整顿书院为请，遂有各省格致实学书院。】等。
可见当时人对於创建学校之旨趣。且此等学校，十九皆创於外省一、二督抚，非由中枢发动。
渐次乃有普通学校之创立，其目光亦稍稍扩大及於法政、经济诸门。然要之仍不脱於为一时之实用，而以学校为附属於政治之一机构。
光绪二十三年，盛宣怀始於上海刽设南洋公学。先是【光绪二十一年】盛为津海关道，於天津创设头、二等学堂。头等学堂课程四年，分工程、电学、矿务、机器、律例五门。二等学堂课程亦四年，递升至头等。南洋公学如津学制，分四院：曰师范，曰外、中、上院。外院为附属小学，上、中院即头、二等学堂。课程大体分中文、英文两部，注重法政、经济。择尤异者资送出洋。盖以公学为预备学校，而以外国大学为究竟。中国学校之稍有系统雏形者始此。
及光绪二十四年，始有国立京师大学堂之筹办。庚子政变后，至二十七年，渐有复兴学校之议。【首创议者山东督抚袁世凯。】二十八年，派张百熙为管学大臣，奏设速成科，分仕学、师范二馆。可见其时对学校观念，仍认为系政治上一种附属机关，所谓“学而优则仕”，仍脱不了一种科举传统思想也 。【师范教育亦为当时所重，不为官则为师，亦合於中国传统旧习。】
学校生命，并非从一种对於学术真理向上探寻之根本精神中产生；其发动不在学术界自身，【严格言之，时已无所谓学术界。】而在几个官僚与政客；则宜乎其浮浅摇动，不能收宏深之效。因此晚清兴学，在政治上，其效力不能与北宋时代之书院讲学相比。在接收外来文化其成果亦不能与魏晋南北朝时代之佛学寺院相比。
其时进新式学校乃至於被派出洋的，其目的亦只为在政界乃至於社会上谋一职业、得一地位，因此近人讥之为“洋八股”与“洋翰林”【如是则最多仅能学习到别人家的一套方法与智识，而学习不到别人运用此方法以探求此智识之一段精神。因此近人又讥之为“智识之贩”，以学校为“智识之拍卖场”。】
在此情形下，乃发生学校与科举之冲突。【学校与科举之冲突，正如科举舆捐班之冲突，以其同为一种政治上之出身故也。】
光绪二十九年，张之洞与荣庆、张百熙会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