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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情形下，乃发生学校与科举之冲突。【学校与科举之冲突，正如科举舆捐班之冲突，以其同为一种政治上之出身故也。】
光绪二十九年，张之洞与荣庆、张百熙会商学务，奏称：“奉旨兴办学堂【此所谓辛丑以后之办学。】两年有余，至今各省未能多设，以经费难筹。经费所以不能捐集，以科举未停，天下士林谓朝廷之意并未专重学堂。科举不变通裁减，人情不免观望，绅富孰有肯筹捐？【按：晚清捐资兴学者，如杨斯盛、叶澄衷、武训之流，皆非绅富。朝廷以私唱，求国民以公应，岂可得耶？】入学堂者，恃有科举一途为退步，不肯专心向学，且不肯恪守学规。”就事理论，必须科举立时停罢，学堂办法方有起色，经费方可设筹。光绪三十一年，袁世凯、张之洞会奏：“科举一日不停，士人有侥幸得第之心。民间相率观望，私立学堂绝少，拟请立罢科举。”遂诏自丙午始，停止各省乡、会试及岁科试。寻谕各省学政，专司考校学堂事务。
隋、唐以来沿袭千余年的科举制度，终於废绝，而以学校为替代。
二十九年，张之洞等奏定章程：通儒院毕业，予以翰林升阶，或分用较优官、外官。大学分科毕业，最优等作为进士出身，用翰林院编修、检讨。优等、中等均作为进士出身，分别用翰林院庶吉土、各部主事。大学预备科及各省高等学堂毕业，最优等作为举人，以内阁中书、知州用。优等、中等均作为举人，以中书科中书、部司务、知县、通判用。
如是则学校再不能专以造就翻译舆军事人才为主。於是乃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理论出现。
梁启超拟京师大学章程：【光绪二十四年。】“中国学人之大弊，治中学者则绝口不言西学，治西学者亦绝口不言中学。夫中学体也，西学用也，二者相需。不讲义理，绝无根柢，则浮慕西学必无心得。前者各学堂之不能成就人才，其弊由此。”同时张之洞为劝学篇，亦云：“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外篇会通。又两湖经心书院改照学堂办法片亦云：“大指皆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既免迂陋无用之讥，亦杜离经叛道之弊。”】光绪定国是诏亦谓：“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切於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迂谬空疏之弊。”
一个国家，绝非可以一切舍弃其原来历史文化、政教渊源，而空言改革所能济事。【况中国历史悠久，文化深厚，已绵历四、五千年，更无从一旦舍弃以为自新之理。】则当时除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亦更无比此再好的意见。惜乎当时已届学绝道丧之际，【根本就拿不出所谓“中学”来。】学术之培养舆成熟，非短时间所能期望。学校教育之收效，因此不得不待之十年、二十年之后。而外患之侵逼日紧，内政之腐败依然，一般人心再不能按捺，於是对全部政治彻底改革之要求蓬勃四起。【此即走上变法图强之根本义。】
四、戊戌政变与辛亥革命
晚清全部政治彻底改革之运动，亦可分两节。第一节是戊戌变法，第二节是辛亥革命。二者同为对於当前政治要求一种全部彻底之改革。
惟前者【戊戌变法。】尚容许清王室之存在。待清王室舆满洲部族以及一般旧官僚结合一气，以阻碍此种改革之进行，于是乃有后者【辛亥革命。】续起，连清王室一并推翻。
戊戌变政，又称“百日变政”。这一个变政的生命，前后只有九十八天。【四月庚戌召见工部主事康有为，命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至八月丁亥，皇太后复垂帘训政。】
这一个变政之失败，第一原因，在于他们当时依靠皇帝为变政之总发动，而这个皇帝，便根本不可靠。
光绪以四岁入宫，抚抱为帝，屈服长养于那拉氏【孝钦慈禧太后，同治帝之生母。光绪帝之母为孝钦妹，以是得立。】积威之下。长日跪起请安，守家人儿子礼惟谨，【十六岁大婚，太后撤廉，然实权仍在其手。移海军衙门费修建颐和园。户部尚书阎敬铭节款千万，备筑京汉路，孝钦逼之辞职。太监李莲英用事，海、陆军将领丁昌、卫汝贵、叶志超皆拜门下，称受业。时称“海底鱼雷”、“开花弹子”，皆以铁滓、泥沙代火药。】满洲亲贵，乃至宫中宦寺，皆知有太后，不知有皇帝。光绪又体弱多病，易动感情，而机警、严毅皆不足。在内廷读康有为书如波兰亡国记、突厥亡国记等，至于涕泗横流。盖一软性富伤感而无经验阅历之青年，不足当旋乾转坤之任。
第二原因，在於他们鼓动变法，一切超出政治常轨，而又并不是革命。
康有为系一工部主事，命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即外务部、外交部之前身。】行走，无权无位。【此系四月事。六月命康有为督办上海官报，康留京不出。】而以军机四章京【七月命内阁候补侍读杨锐、刑部候主事刘光第、内阁候补中书主林旭、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均赏加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有为告德宗：“大臣守旧，当广召小臣，破格擢用”故有此命。】居间传递消息。要以内面一个有虚位、无实权的皇帝，和外面一无名义、无权位的不相干人【督办上海官报的康有为。】来指挥操纵全部政治之彻底改造，其事自不可能。
第三原因，由於一时政令太骤，主张“速变”、“全变”，而无一个按部就班切实推行之条理与方案。
梁启超戊戌变政记新政诏书恭跋谓：“三月之间，所行新政，虽古之号称哲王英君在位数十年者，其可记政绩，尚不能及其一、二。”其实此等并非新政，更无所谓政绩，仅是一纸诏书而已。时人或劝康有为：“今科举既废，惟有尽力多设学校，逐求扩充，俟风气渐变，再行一切新政。”【有为弟有溥与人书，亦谓：“伯兄（有为）规模太广，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举行太大。但竭力废八股、俾民智能开，则危崖上转石，不患不能至地。今已如愿力劝伯兄宜速拂衣，以感激知遇不忍言去。”】
康谓：“列强瓜分，即在目前，此路如何来得及？”故康氏上皇帝书谓：“守旧不可，必当变法。缓变不可，必当速变。小变不可，必当全变。”速变、全变，惟有革命。宋神宗、王荆公在熙宁时，尚不能速变、全变，清德宗之强毅有力远不如宋神宗，康有为之位望资历远不如王荆公，如何能速变、全变？康氏所以主张速变、全变者，以谓非此不足救亡。此等意见，亦仍与数十年前人一色。
从前是只为自强而变法，现在则只就救亡而变法，均是将变法降成一个手段，没有能分清观点，就变法之本源处逐步走上轨道。【“若不变法则亡国灭种之祸迫在眉睫”，此等语用以耸人听闻，亦有流弊。若自己真抱此等感觉，则日暮途穷，倒行逆施，断不能从容中道，变出一个规模来。正如百孔千疮，内病未去，而遽希富强，其不能走上切实稳健之路，一也。此等意见，不外两病：一则正面对于当时所以必需变法之本原理并无深切认识，又一则对于外面国际形势亦复观察不清。郭嵩焘已言：“西人以通商为义，本无仇害中国之心。五、六十年来，枢府诸公，不一研求事理，考览人才，悬一‘防堵’之名，莫辨其缓急轻重，一责以防剿。虚求之而虚应之。一转盼间，又悬一‘富强’之名，索之杳茫冥昧之中，以意揣其然。”郭氏之言是矣。
不谓再一转盼间，“富强”之名又一变为“救亡”。昔之岌岌然谋富强者，今乃岌岌然曰救危亡。而於郭氏所谓“行之有本，积之有基”者，要之皆不理会也。时（戊戌秋）严复以召对称旨，退草万言书，略谓：“中国积弱，由於内治者十之七，由於外患者十之三。而天下汹汹，若专以外患为急，此所谓目论也。今日各国之势，与古之战国异。古之战国务兼并，今之各国谨平权。百年以降，船械日新，军兴日费，量长校短，其各谋於攻守之术亦日精。两军交绥，虽至强之国，无万全之算。胜负或异，死伤皆多。难端既构，累世相仇。是以各国重之。使中国一旦自强，则彼将隐销其侮夺觊觎之心，而所求於我者，不过通商之利而已。是以徒以外患而论，则今之为治，尚易於古叔、季之世。易为而不能为，其故由於内治不修，积重难反。外患虽急，尚非吾病本之所在。大抵立国建群之道，一统无外之世，则以久安长治为要圆；分民分土、地丑德齐之时，则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