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姨父首先从业务上找到了惶恐的理由。他说，“远洋”是搞航海运输的，我不懂；轮船是机械体，我不懂；航运是经济活动，它的财务管理是很严格的，我不懂。航运、机务、财务这三门专业，我都是门外汉。比如说财务，广东省财政厅从厅长到勤杂人员的编制是八十人，这个公司财务处的编制却有八十三人。既有中文账，又有外文账，大柜子、小柜子摆得满满的。不仅国内有一套人马，在外国很多港口上还都有代理人。在计划经济年代，这个公司在外汇收入上对国家的贡献是很大的。可我呢？我是个从来不用数学的人，没有管过钱，我没有钱用的时候，只知道喊叫你六姨，太婆，我兜里空了，给我百儿八十块钱。我在东湖给毛主席盖房子的时候，也当然不会为经费问题发愁。
所以，一到“远洋”，他就对一把手郭玉骏说，“远洋”这个玩意儿我搞不懂，我只能给你敲敲边鼓帮帮忙，帮得上就帮，要是帮不上，也请你放心，我绝不帮倒忙，不敲破锣。
姨父说，他只知道“远洋”公司的工作是“跑船”，所以一到公司，就急忙跑到船上看“跑船”。没想到第一次上船就摸不着东西南北了。船上的人和跟他一起上船的人，他一个也不认得。哪边是船头，哪边是船屁股也分不清；船上有哪些部门、哪些部门有哪些人，各职能部门随他上船的人各有什么责任，也统统的不晓得。他只是非常清楚地知道，他是看船来了。
中午，有人十分热情地领他去吃饭。虽然看船还没有看出名堂，饭总是要吃的。但他不知道船上有船员食堂，他本来可以发扬领导干部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到船员食堂吃工作餐。有人一起哄，就把他领到大台上去了。他不知道大台是对货主和到了外国港口时进行特殊招待的地方。有人带着一脸的坏笑，却又热情高涨地咋呼说，今天要招待公司来的新领导。他还没来得及作出反应，各部门的人一哄而上，张王李赵还没分清楚，都已经吃上喝上了。他暗自查点人数，好家伙，有十多口人！在商品匮乏的计划经济时代，这条专跑外国大码头的船只是个“另类”，船上有的是大虾，个个都变成了吃大虾的能手。大大小小的盘子里，堆上了喷香酥脆的罐头花生米和各种品质优良的罐头肉。尤其使他惊讶的是，还打开了不止一瓶的茅台酒。根据十多年外事接待工作之经验，他知道三钱大的杯子，一瓶茅台倒满杯能倒三十二杯，倒得稍微浅一点，能倒三十六杯。可是在这里只倒了十几杯酒，一转眼，酒瓶就不见了，又打开了下一瓶。他觉得这顿饭吃得不是滋味，酒也喝得别扭，却又说不出个所以然，就提前离席，继续寻找哪里是船头，哪里是船屁股去了。
哎嗨！姨父发出一个响亮的感叹词，说，船上管财务的人没等我下船，就颠儿颠儿地跑到公司报账去了，说船上为了招待我而吃了多少大虾，喝了多少瓶茅台，这个账都安在我的头上，用招待我的名义报销了。这是我好久以后才知道的。这明明是整人嘛，我是个刚从他妈的监狱里出来的人，是个没见过海船的“旱鸭子”。你要想喝点你就说到明处，等我下了船请你下馆子就是了，何必弄了个圈套叫我跳！一把手郭玉骏知道我上当了，就瞒着我，捏着鼻子把账报了。有人跟着吃了喝了还大造舆论，某某人上船大吃大喝，一次喝了多少瓶茅台，打开了多少听罐头，还拉上那么一帮子人跟着吃喝，整得我以后简直不敢上船了。
接着又发生了一件怪事：有人通知火葬场，说我们公司某家某户某某人死了，要火化。火葬场就开着拉尸车来拉尸首，可是这个“尸首”还活得好好的，一听说拉尸车来拉他，就把他吓得一哆嗦，说，我还没来得及变成尸首呀，麻烦你们改日再拉吧。
1。夹不住的“尾巴”（2）
这样的怪事大大超出了姨父在公安部门和党政军领导机关的人生经验，他无法判断发生这种怪事的具体原因，却能够感到，他是来到了一个陌生的世界，这里的道德秩序已经被搞得一片混乱，日子过得很不顺心如意的芸芸众生正在狐疑和敌意中享受着制造一些小乱子的快乐。
姨父一不小心又去了上海，登上了“明华号”远洋客船。那时候，全国跑远洋客船的只有广州远洋公司一家，来这里工作就不能不看看“明华号”。他上了船，去到客船政委方新亭的房间。他这个当过政委的一见到客船上另一个当政委的就一见如故，指着卧室外边的一堆大纸箱问，这是什么东西？方新亭说，是船员统一买的电视机。按国家规定，远洋船员两年可以从国外带回来一大件免税商品。他开玩笑地说，有没有我的呀？方新亭也开玩笑地说，好，有你的。他说，最好是给公司一个人发一个呀！说完了，哈哈一笑。糟糕，他还在上海没回来，就有人向公司打了电话，说他在“明华号”上给公司领导一人搞了一台大彩电。公司里舆论哗然。姨父气得差点跳起来，明明是开了个小玩笑，怎么就这样造谣生事，这不是唯恐天下不乱吗？
姨父的“尾巴”实在“夹不住”了。他再次鼓起勇气上船，是为了解决一艘货轮不能按时开航的问题。他把懂机务的、懂航运的、懂船舶配载的以及管船员吃饭喝水的人全部召集起来，发表了如下之开场白：
我给大家说清楚，我是个外行，但我不懂就学，不会不懂装懂。既然把我放在这里当头儿，遇到事情我还是要拍板的。事情应该怎么办，我会充分听取大家的意见，向各位学习。可我也要给一些同志讲清楚，你不要耍我，不要无事生非，不要画个圈圈叫我跳，把我往窟窿里整。我一旦发现你故意整人，我要告诉你，我是当兵的出身，我瞪起眼睛来是六亲不认的。听清楚了？好，咱现在研究准时开船问题。
姨父释然地告诉我，货船准时开船了。
2。血渍（1）
姨父在船上立脚未稳，“远洋”公司一把手就建议他分管全公司“落实政策”的工作。所谓“落实政策”，就是平反冤假错案。按照历次政治运动的规律，运动初期是来不及制定相关政策或是可以不讲政策的。这时已经到了“文化大革命”后期，公司清理“专案”、“落实政策”的工作就交给了对自己的政策尚未得到落实的朱汉雄同志。姨父对一把手说，我刚从牢里放出来呀，东南西北都摸不清楚，叫我搞什么“专案”，落实什么政策，你莫找错了人啊！一把手说，不要推了，就是你了，你这个老公安局长搞这个事是家常便饭。
作为一名老公安局长，姨父知道，历次政治运动一哄而起的时候，对一切被认定有问题的人只能采用“有罪推定”法，否则就是“右倾”；是“屁股坐错了地方”；是“不革命”或是“反革命”。从他数十年前在延安被“抢救”到“文化大革命”被捕入狱的历次政治运动都是这样，因而造成了一批又一批的冤假错案，同时也造就了一批又一批制造冤假错案的“左派”。历次运动，概莫能外。现在，他感到历史给了他一次使用逆向思维的机会，他要采用“无罪推定”法清理冤假错案。但他必须作好准备，一旦遇到了风吹草动，他必须承担“给坏人翻案”的政治风险。
因此，朱汉雄同志还必须对朱汉雄同志做好说服工作：第一，平反冤假错案不属于航海专业，用不着机械动力学和高等数学，你总不能再说自己不懂行嘛！第二，一般说来，背着“黑锅”的人更能体会别人背着“黑锅”、亟待解脱的痛苦，不找你找谁？第三，要推翻冤假错案当然是需要一些胆量的，你打过仗；坐过牢，胆子应该大一些，你不上谁上？朱汉雄同志已经把朱汉雄同志逼得无路可走，只好责无旁贷地把平反冤假错案的风险落实在自己的肩上。据说，自从宣布他负责平反工作的第一天起，他的办公室的门就是敞开着或是虚掩着的，如同“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随时听得到“击鼓鸣冤”。
姨父一接触公司的“专案”就感到极大的震惊。全公司竟有二百六十多人受到了打击迫害，其中主要是船长、轮机长、大副、二副等高级技术骨干和精通企业管理的专业人才。仅在上海的分支机构，就有九十七人被赶出了“远洋”公司。他还必须扩大清理“专案”的时间范围，因为对这批业务骨干的错批错斗是从“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四清”运动开始的，到了“文化大革命”初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