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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初期又发展到了更加骇人听闻的程度。
姨父在触摸一部被扭曲的历史。他了解到，旧中国根本没有远洋船队，新中国到了1961年才组建了自己的第一支远洋船队。作为这支远洋船队的技术骨干，几乎都是从国外回来或是在外国的远洋船上做过事情的。他们为开创新中国的航运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却由于个人历史问题、家庭出身问题、海外关系问题或是无限上纲的其他问题，有的被抓起来了，有的被错批错斗了，有的下放到县城以下的基层单位“用非所学”了，有的被扣发工资、降职使用了。姨父感叹地说，在外国，远洋船上的船长、轮机长、大副、二副是很神气的呀，社会地位是很高的，都是不得了的人物。国内的政治运动却把人家整得灰溜溜、惨兮兮的，这是历史的大教训。
在姨父朱汉雄同志为领袖和党政军高级领导干部做了大半辈子的安全保卫工作之后，才突然发现，包括这一批专业技术人才在内的人民群众却处于极不安全的状态。比着他们，姨父甚至可以认为自己还算是一个幸运的人，因为在他不明不白地走出冤狱、稀里糊涂地被降职使用的时候，还毕竟回到了“当权派”的位置上。他必须以一个“一只手的老八路”的高度责任感，为这里的人民群众做一做“安全保卫”工作，为一大批蒙受冤屈的普通人讨回公道。
有一个叫沈祖挺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是英国轮船公司“雷贝利号”远洋货轮上的轮机长。“雷贝利号”给英军运送军火，为抗击德国法西斯作出了重大贡献。一次，“雷贝利号”经过莫桑比克海峡时，受到德国潜艇的袭击，起火沉没。沈祖挺与四十名船员乘救生艇，漂流到一个荒无人烟的孤岛上。他在幸存者中是职务最高的，就自动担负起领导责任，用鲁宾逊的故事激发大家的生存勇气，自造淡水，觅食鸟蛋、鸟肉、海龟肉，战胜了难以想像的困难，在孤岛坚持七十五天，后被英军飞机发现而得救。沈祖挺被称为“现代鲁滨逊”而享誉英国，并受到英国王室的褒奖。新中国成立后，他回到祖国效力，成为我国远洋航运的技术权威，任广州远洋公司总轮机长。但他在“四清”时就挨了整。“文化大革命”初期大抄家，又从他家里抄出了英国王室颁发给他的勋章和佩剑，这就成了他为英国殖民者忠诚效力的罪证而受到残酷的批斗。他悲愤绝望，上吊自杀了。一个“一只手的老八路”和他领导的复查小组终于站出来叩问历史，为沈祖挺大声辩护，在二战期间，英国是世界反法西斯战线的同盟国，英国王室对于沈祖挺的褒奖，不属于殖民主义性质，而具有明确的反法西斯的目的。沈祖挺终得昭雪。
另一个受到迫害的是远洋总船长陈肄言。他的罪状更具有荒诞性和传奇性。大抄家时，在他家里抄出了一个布包，布包里只装着一条白毛巾，毛巾上印着一片陈旧的血渍。这就大大激发了那个年代特有的政治想像力，陈旧的血渍就成了他暗藏下来的一笔神秘的“血债”。但是，朱汉雄同志和他领导的复查小组查明，毛巾上的血渍仅仅记录着一个富有东方古典浪漫色彩的新婚故事，那是陈肄言和他的妻子在新婚之夜保存下来的“处女血”。而这时，不堪羞辱的陈肄言已经含冤去世。复查小组为他平反昭雪时，还不得不去触动一对东方夫妻的情感隐私。姨父说，应该搞一个电视剧，名字就叫《血渍》。
2。血渍（2）
当姨父抓紧清理公司的积案时，省委组织部曾两次找他，向他宣布了《关于朱汉雄问题的审查和处理意见的报告》，两次报告都只字未提所谓“窃听案”和“现行反革命”的问题，却仍然在遣词造句上严格把关，不称朱汉雄为“同志”。第一次结论，说他“犯有严重错误，免予处分”。他拒绝签字，只是把眼睛瞪起来，问：“我有什么严重错误？”没有得到回答，他转身就走。第二次结论，把“犯有严重错误”改成了“犯有错误”，他再次把眼睛瞪起来，再次丢下一句话：“我有什么错误？”没有回答，他再次转身走人。他之所以走得那么匆忙，是因为公司里的冤假错案堆积如山。他又在一个女医生的档案里发现了一顶骇死人的大帽子：“特嫌”，即“特务嫌疑”，“帽子”底下却没有任何事实根据。需要他做的事情实在太多，太离奇了。他已经没有兴趣在自己是“犯有严重错误”还是“犯有错误”，或者压根儿“没有错误”的问题上花费精力。
女医生对自己被内定为“特嫌”毫不知情，因而不会跑出来向他申诉。但他必须对一个普通公民做一次最起码的安全保卫工作，必须追查一下，定她“特嫌”的根据是什么？他看了档案，才知道这是向省公安厅打过报告的，属于“内部控制”。姨父又问，公安厅的根据是什么？下属说，公安厅的事情，我们查不了。姨父说，怎么查不了？那里也没有天王老子地王爷，“帽子”给人家戴了二十年，为什么不可以掀开帽子看一看？复查小组的同志带上公函去公安厅调来档案，他从档案中查出公司保卫科最早呈送公安厅的一个报告，说这个女医生出生于香港，解放初期从香港回内地读书，她从香港什么地方回来的、跟什么人一起回来的，都搞不清楚，需要审查。公安厅批复，同意审查。此后未作审查，也没法审查，就拖下来了，到了“四清”运动的档案里，她就变成了“特嫌”。多亏这是一位医术精湛、作风细致的“白衣天使”，没有发生过一丁点医疗事故，否则，就可能随时演绎出一个“反特破案”的曲折故事。姨父再一次感到震惊。他让人事部门立即写了报告，上报公安厅，由公安厅作出了撤销“特嫌 ”的决定。
公司的平反冤案工作，从“文化大革命”后期的1973年开始，到“文化大革命”后的1979年结束，其中经历了“批林批孔”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严重干扰，历时七年，终使二百六十多名蒙受冤屈的人全部得到了平反昭雪。被抓到监狱里的人接回来了，下放到粤北基层的人全部收回了，扣发工资的全部补发了。从上海分支机构里下放、流失的九十多个人却没有回来，因为上海市委发现了这是一批难得的人才，把他们留在上海远洋运输公司，成了那里的技术骨干。
姨父自己的平反问题却迟迟没有下文。自从他两次拒绝在审查结论上签字，已经过去了四五年，“四人帮”也被打倒三年了，标志着新的历史时期已经开始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也开过了，组织部门却迟迟没有找过他。
3。螃蟹的过错（1）
姨父有过好多次向中央首长申诉委屈的机会。
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中第一次复出后，姨父曾在珠江码头上碰见邓小平陪外宾游览珠江。“首长好！”他向老首长行了一个军礼，“首长还记不记得我？”邓小平望着他，露出微笑说：“有印象，只是记不住名字了。”姨父说：“我是朱汉雄。在大别山的时候……”邓小平点头说：“哦，想起来了。”跟他握了手，又忙着跟外宾一起上船了。姨父说，小平同志吃过多少苦头哇，轮不到我向他诉苦。后来，这位老首长不是又被打倒了一次吗？我怎能向他诉苦？
跟邓小平的邂逅相遇，使他想起遥远的坚持大别山的艰苦岁月。
姨父说，他是在1947年年末被任命为刘邓司令部警卫团政委的。那时候，司令部有一个使用手摇发电的小电台，正在抄收毛主席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的中央会议上的报告：《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这个文件很长，一天只能抄收一段，好几天才抄收完毕。一连好几天，司令部里的同志都在互相传阅、传诵这个文件，盼望着抄收下一段。在敌人心脏里艰苦卓绝地坚持在大别山区的刘邓大军，欢欣鼓舞地听到了电波里传来的领袖的声音：“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这即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打退了美国走狗蒋介石的数百万反动军队的进攻，并使自己转入了进攻。”每个人都为此热血沸腾。
正是在这一重要的历史转折关头，野战军司令部机要室主任黄兴正向姨父传达命令，“五号”首长要你到警卫团当政治委员，你马上到警卫团报到。在战争年代，为了首长的安全，军内只称代号。要他到警卫团当政委的“五号”首长是李达参谋长。姨父却绷着脸说，我不干。黄兴正说，你不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