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内只称代号。要他到警卫团当政委的“五号”首长是李达参谋长。姨父却绷着脸说，我不干。黄兴正说，你不干？你找“五号”首长说去！他就找到了李达参谋长。李达问，你为什么不干？姨父说，我干不了哇！首长身边只有一个警卫团，这个团还只有四个战斗连，我担不起这么重的担子。李达气咻咻地说，是“三号”点名叫你干的，你找“三号”说去！李达说完，就不再理他。“三号”首长是邓小平政委，他一听就吓了一跳，不敢再讲二话了。队伍就要开始行军，司令部的队列里已经没有了他的位置。不远处，警卫团也在那边集合。他没有勇气去找邓小平政委“泡蘑菇”，急忙牵着骡子，到警卫团报到去了。
姨父至今也想不明白，邓小平政委为什么挑了他这个“少了一个爪子”的人当了警卫团政委。在此之前，他曾受到过邓政委的批评。那是在鄂东搞“急行土改”的时候，他带着工作队去乡下搞点棉花、布匹，带回来做棉衣。小平同志留下的一张经常被报刊使用的照片上，穿着一件臃肿的大棉袄，就是那次搞到的布匹，用稻草灰染成灰色，请驻地农家老大娘缝的。搞布匹时，还捎带着在地主的田地里撅了一些没有成熟的甘蔗带回来，分给大家吃。邓政委的警卫员康溧也削了一节甘蔗，送给邓政委吃。邓政委见了甘蔗，若有所思，问道，这是哪里弄来的？康溧说，是特派员分给我们的。邓政委就让警卫员把他叫去说：“甘蔗有什么吃头哇？这又不是粮食，粮食可以顶饥，甘蔗熟了，老百姓是要榨糖的，这样吃了很可惜。”姨父讲到这里，故事就没了下文。我问，你对小平同志的批评怎么没个态度？姨父惊讶地说，你还要我有个啥态度？我规规矩矩站着听就是了。小平同志是很严肃的，没有一句多余的话。我听了赶紧走人，也不要有多余的话，马上改正就是了。
1948年2月，刘邓大军主力转出大别山，粉碎敌人的防御体系，去争取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的伟大胜利。新上任的警卫团政委也在胜利的大进军中续写着一个“一只手的老八路”的历史。他当然不会想到，新中国成立多年以后，还会发生如此令人忧心如焚的党内斗争，而且会冷不丁地冒出来一个“窃听案”。
姨父刚出狱时，原国家副主席、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董必武老人偕夫人来到了广州。董老没有忘记这个在警卫和接待工作中多次为他提供服务的人，听说他出狱了，特意让老伴何莲芝来家里看望他。何莲芝一看他们一家五口人挤在一间房子里，只有一张床，就问，你们怎么住呀？六姨说，我们两个和小女儿睡一张床。晚上，再用两个箱子对成一张小床。大女儿、二女儿一个上夜班、一个上白班，在两个箱子上轮流睡。要是两个人都回来，一张小床睡不下，就挤到邻居家女孩的床上，有的头朝里，有的头朝外。何大姐掩饰不住难过的表情，却说了一番“忆苦思甜”的宽心话。我说呀，孟敏，这总比我们长征时候好多了。长征时候，能睡在大树底下就很不错了。唉，现在住的还是房子嘛！
六姨说，大姐，我不怕房子小，我只是想念毛主席。我在“五七干校”做梦都梦见毛主席，想给毛主席说一说外边发生的事情，可走到毛主席跟前时，不是起床哨，就是公鸡叫，梦就断了。何大姐说，孟敏哪，你莫怪公鸡叫，也莫怪起床哨。六姨问，为什么？何大姐说，公鸡叫的时候，毛主席刚刚睡下，你忍心把他叫起来吗？毛主席为国内和世界上的大事情有操不完的心，你就是见到了毛主席，你能向他说些啥？
六姨与何大姐的对话像一个寓言一样的耐人寻味。
3。螃蟹的过错（2）
那么，“窃听案”是不是毛主席应该操心的一件大事呢？“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揭露原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私设窃听器，私录毛主席和中央常委同志讲话，盗窃党的机密”的中发＇66＇277号《中共中央文件》，是经过毛主席圈阅的。那时候，骇人听闻的事情实在太多，姨父和全党同志一样，已经习惯于无条件地接受毛主席作出的一切判断，包括只是圈阅过的一切文件，即使感到震惊，即使事后证明是搞错了的，也只能像“抢救” 运动那样，等着由毛主席出来纠正。
但是，姨父已经不可能听到延河岸边的马蹄声了。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与世长辞。那一年，周总理走了，朱老总也走了。前一年，董必武老人走了。谁也看不出，朱汉雄同志是一个情感如此丰富的人。每一位伟人离去，他都要把自己关起门来流眼泪。他不愿让别人看见他的眼泪，那是属于一个“一只手的老八路”的情感世界的秘密。
那么，毛主席认可过的案件，还有谁可以出来进行复议呢？
但是，姨父所迫切需要的已经不是一个只属于自己的“脱帽礼”。毛主席留给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的，是一种巨大而沉重的悲痛和同样巨大而复杂的忧思。
姨父还三次见到了李先念。头两次是打倒“四人帮”以前，李先念副总理出国访问，往返经过广州。姨父正住院治病，李先念的警卫员打来电话说，先念同志要见你。姨父就跑去看他。一见面，李先念说：“罗儿的，你装什么病？到处找不到你，原来你在医院里‘泡蘑菇’。”姨父说：“我真的有病，前列腺要动手术。”李先念说：“那你怎么不找我？”当即让自己的保健医生给他看了病，建议他不要开刀。他没有开刀，果然病也好了。
有人说，你怎么不向先念同志谈一谈自己的事情？姨父说，那时候，“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结束，先念同志有多少烦心的事情，怎能麻烦他？
打倒“四人帮”以后，姨父出差到上海，已担任国家主席的李先念也到了上海。姨父曾与之商量在梅岭一号安装录音线路的申兴国，当时已担任湖北省委副秘书长，也随同李先念到了上海。晚上吃螃蟹时，申兴国对李先念讲，朱汉雄也在上海。李先念说，你去打电话，把朱汉雄找来吃螃蟹。这是申诉个人问题的好机会。但他一看见螃蟹，就想起粉碎“四人帮”时，看到上海街头漫画上画着一根绳拴着的四只螃蟹，一下子就忘了别的事情，只是一个劲儿地向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马学政喊叫，老马，这螃蟹壳要用锤子砸的，一只手用钳子夹住，另一只手才能用锤子砸呀！可我是一只手，干急吃不到嘴里，你得帮帮我呀！
李先念跟大家哄堂大笑。
事后，他还一个劲儿地怪罪螃蟹，吃螃蟹真把我给整苦了，哪里还顾得上螃蟹以外的事情？再说，我的问题自有管我的部门来管，够不着麻烦国家主席。
转眼到了1979年，“四人帮”被打倒三年之后，“窃听案”仍旧没有平反。“文化大革命”中被他护送到武汉以后就下落不明的王任重，跟他一起蹲过监狱、偷采过“野山茶”的金明、李尔重，都已先后出狱，重新出现在高层政治舞台上。王任重出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后来又担任了全国政协副主席，金明出任河北省委第一书记。他们都来看望共过患难的朱汉雄同志。但是，谁也没有提及他的平反问题。六姨替他着急，问他，你怎么一句也不提自己的事情？他说，我这个不大的干部自有管我的不大的部门，用不着老首长特殊关照。
4。杨尚昆与“一串蚂蚱”（1）
姨父在注意杨尚昆的消息。杨尚昆是毛主席圈点过的“窃听案”首犯，却迟迟看不到他的踪影，听不到他重新出山的消息。“窃听案”肯定是在上面哪个地方“卡壳”了，急是没有用的。
那时，我国思想战线上正在进行着一场大论战，是坚持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呢？还是坚持实事求是，把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如果把“两个凡是”作为标准，那么，“窃听案”和毛主席说过、圈阅过的一批错案都将成为“坚决维护”的冤案，“文化大革命”中推行过的一切还要“始终不渝”地继续推行。中国共产党面临抉择。
历史终于在这里喘了一口气，到了中国共产党人重新把“实事求是”作为自己的最基本的思想路线的时候。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所谓“窃听案”的“首犯”杨尚昆同志恢复了自由，先是到广东肇庆休养，然后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