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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所谓“窃听案”的“首犯”杨尚昆同志恢复了自由，先是到广东肇庆休养，然后到了广州。姨父听到了这个消息，感到极大的欣慰，就在一天晚上跑到珠岛宾馆看他。他们放着沙发不坐，就地坐在地毯上，一人面前放着一个烟灰缸、一包香烟，一谈就是几个钟头。
杨尚昆说，我知道，你是我这个“窃听案”中的一个副案。全国有四个副案，北京、上海、武汉、杭州各一个。在武汉，就是你朱汉雄了。这是无中生有嘛！正常的工作录音一下子就搞成了“窃听案”，把一批好同志都给拖进去了，根本没有这个事嘛！
杨尚昆又说，1969年，林彪下了“一号通令”以后，我就离开了北京，被关在一个地委的招待所里，那是一个很偏僻的地方，三层楼，就住我一个人，与世隔绝呀，一住就是好多年。党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我也不知道。后来通知我，北京来了专机，要接我回去。省委那些常委以上的领导干部呼啦一下都来了，地委书记那些头头脑脑也都来了，来送我上飞机呀。可飞机来接我以前，我在那里住了好多年，鬼毛也看不到一个。飞机一来，就热闹起来了。我们党的这个风气很不好。
他们从晚上六点多钟一直谈到十二点，姨父看了看表说，哎呀，太晚了，不能谈了。杨尚昆说，不要紧，早着哩。姨父说，你明天早晨可以睡觉，我明天早晨八点钟还要上班，就告辞了。
我说，姨父，你为什么还是不讲自己的事情？
姨父说，我和杨尚昆同志不在一个档次呀，他是中央领导层里的人。我们见面后不久，他就当了广东省委第二书记兼广州市委第一书记，不久，又回到北京当了国家主席。他关心我，我尊敬他，这就够了。
我说，关于“窃听案”，他怎么只讲了几句话？
姨父说，那时候，他只是人出来了，他的平反文件也没有下来，所以他只谈到了“文化大革命”中一般的事情。让你六姨把《叶子龙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一版）拿来给你看，这本书上有一节是专写“窃听器事件”的。
我在这本书中看到：
“所谓‘窃听’、‘私录’和‘秘密录音’，是不存在的。机要室的录音工作，有的是请示中央办公厅领导或中央领导同志同意的，有的是按照惯例由机要室进行的，机要室的工作人员都知道，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也知道。有的录音还是毛主席指示要录的。1957年2月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就是毛主席亲自指示我主持录音的。”（226页）
“但由于种种原因，录音工作曾受到过毛泽东的几次批评。更让人始料未及的是，这件事被人为地捏造为在毛泽东身边私设窃听器的事件，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为一个株连许多人的冤案。”（224页）
但是，我在书中没有看到，录音工作受到毛泽东几次批评的“种种原因”是什么，是何人以何种借口造成了这个冤案。
我只能看到：
“1959年11月中央杭州会议上，毛主席在一次讲话中讲到中苏关系时，关照大家不要做记录，当时胡乔木同志插话说，还有录音呢。主席说，是谁让录音的，搞这干什么？我立即让录音员停止了录音，并向毛泽东作了汇报。”（227页）
“1961年，毛泽东为在他的专列上安装录音线路的事发了一次大脾气。那次，我因正在河南搞调查研究工作，此事根本没参与，但仍被牵连进去，并受了组织处分。”（229页）
姨父说，总之，这是下边搞不清楚的事情。
1979年10月，中共广东省委组织部作出了《关于对朱汉雄同志的平反决定》：
朱汉雄，男，1921年生，四川省开江县人，家庭出身中农，一九三九年参加革命，一九四零年入党，原任中南局办公厅副主任兼中南旅游局局长、广东省外事办副主任、广州国际旅行社经理。
朱汉雄同志“文化大革命”期间，于一九六八年四月，在林彪、“四人帮”阴谋策划下，制造的“窃听案”问题受到株连，以“现行反革命嫌疑”等问题遭到逮捕审查。
经查，省委认为：朱汉雄同志参加革命以来，长期搞公安保卫和外事接待等工作，在多次保卫毛主席的警卫工作中任务完成是好的，历史清楚，政治上没有问题。全国解放后的十七年，工作成绩应予肯定，“文化大革命”中对朱汉雄同志的逮捕审查纯属打击迫害，是冤案，对所谓参加“窃听案”、“现行反革命嫌疑”以及强加给朱汉雄同志的其他罪名和诬蔑不实之词，均应予以推倒，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对与此有关的材料应彻底清除销毁，对其受株连的家属子女，应做好善后工作。撤销省革委会专案办公室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二日《关于朱汉雄问题的审查和处理意见的报告》以及省委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三日《关于对朱汉雄同志问题处理的批示》。
4。杨尚昆与“一串蚂蚱”（2）
中共广东省委组织部（印章）一九七九年三月二日“平反决定”的下面，有姨父签署的意见：我同意这个文字结论，其中“历史清楚”我的实际应是“清 白”比较合适，对否请组织上酌情。
朱汉雄一九七九年十月二十日次年，即1980年10月，在打倒“四人帮”四年之后，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印发中央办公厅《关于为原中央办公厅和杨尚昆等同志平反问题的请示报告》的附件，即《关于原中央办公厅机要室“秘密录音”问题的复查报告》。长达十四年之久的“窃听”冤案，最终得到了平反昭雪。在“复查报告”列举的受害者十四人名单中，我看到了姨父的名字。
姨父说，一串拴了十四个蚂蚱，我是第十一个！
5。最后的游击战（1）
姨父拿到“平反决定”时已经五十八岁。他听说要打破“干部终身制”，六十岁就要交班，只剩下两年时间了。他在想，在行将离开工作岗位的时候，要抓紧干点什么呢？
他的眼睛盯住了公司的住房问题。远洋船员最头疼的问题就是没有住房。公司机关在广州，而数以万计的船员却散布在上海、青岛、大连、天津、武汉、重庆等各个港口。这些港口都有公司的派出机构，却跟当地政府没有任何工作关系。在“计划经济”年代里，各地政府不会把远洋公司的住房问题列入本地计划。姨父到大连、上海、武汉港口的船员家里“串门”，看到不少船长、大副、轮机长，把两根木头杆子靠在别人家的墙上，搭一个小庵子，那就是他们的家。
姨父搞了一个解决房子问题的计划，得到了领导班子的同意。到各地政府说好话、要房子、磕头烧香的任务，就理所当然地交给他了。
他面临着一个棘手的战役。当他情绪亢奋地讲着在武汉、在大连、在上海、在杭州怎样“跑房子”的故事时，我感到，他是在动用一个“老公安”的特殊关系和特殊手段，在行将与权力告别的时候，再留给后人一个可供享用、可在历史上矗立一些时候的惊喜。
给大连海员“跑房子”，他找到了辽宁省副省长兼公安厅厅长张铁军。张铁军在太行根据地保卫机关当过侦察科长，是个“老公安”，他们在北京见过面。一天早上，他忽然接到公司驻大连工作组组长杨永才的电话，杨说，千载难逢的机会来到了，张铁军到了大连。但在第二天，大连市委书记就要外出，希望他当天就赶到大连，抢在市委书记出差之前，拉上张铁军跟市委书记搞定住房问题。晚到一天，就很难再找到“三照面”的机会了。
这就难了！姨父说，我是上午九点钟接的电话，十点钟有一班飞机从广州飞沈阳，到达时间是中午十二点钟多一点；从沈阳到大连没有飞机，每天只有一班火车，飞机到达沈阳距火车发车只有半小时，从飞机场到火车站还有一段路，下了飞机就要赶火车，实在太难了。但我不能放弃这个机会，就对杨永才说，你立即找张铁军，请他要辽宁公安厅派一辆车、一个人，到沈阳机场接我，一定想办法把我送上去大连的火车。
他打完电话就直奔机场，赶上了十点钟起飞的飞机。到沈阳一下飞机，辽宁省公安厅的警卫处长已经带着八个缸的“奔驰”车在机场门口等着了。姨父说，警卫处长也是完成“特别任务”的老行家呀，他把车开得嗷嗷叫进了市区。交警都认识这辆车，跑到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