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校礁霾煌锥沃碌牧街植煌牟罚喔ㄏ喑啥饔卸坛ぁＶ形母寤姑挥型牙搿辈莞濉敖锥危⑽母逶诔绦蛏先词恰倍ǜ濉埃庖欢ǜ宕筇逅道慈从质侵形牟莞宓慕谝牒筒钩洹Ｕ獾闶翟谑俏颐腔嶂斗肿釉诤Ｍ庖灾杏⑺镏沃泄罚尴扌了岬牡胤健Ｕ庖彩潜收咭颉独钭谌驶匾渎肌分形陌娑琳弑福⑶胗飧裉辶碌牡胤健�
五、初访李府
《李宗仁回忆录》的中、英二稿的”正本“虽被哥大积压了将近二十年，其”副本“则在海内外变相流传，易手多次。笔者既是两稿唯一的”撰稿人“，我自觉对这部稿子撰写经过中，若干关键性的细节，亦有稍加叙述的必要。
这部书原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中国口述历史学部主持之下撰写的。这个”学部“（或译为”计划“）原于一九五七年试办成立；也算是该校总口述历史学部中的一个支部。这个支部的主持人是该校授中国近代史的白人教授韦慕庭。各项经费原是他向福特基金会、美国联邦政府、以及其他方面筹募的，一切内部政策也就由他一人决定。笔者在拙着《胡适杂忆》的最后一章里，也曾略有交代。
韦氏为与中国流亡政要洽谈方便起见，后来也邀请当时在哥大教授中国经济的华裔何廉博士参加。但是何氏的职务只是陪陪客，吃吃饭，做点谘询工作而已，并不负丝毫实际责任。何氏是搞经济的，同时因为他早期在国民党中做官是属于”政学系“那个官僚集团，历史既非其所长，而他过去在中国政治圈中的恩怨，反增加了哥大对中国口述访问中的不必要的困难。即以宋子文为例罢，宋氏曾多次通过顾维钧先生向哥大表示愿意参加。宋是哥大的校友，又是所谓”四大家族“中的宋家的第一要员，在后期的国民党政权中，他是位核心人物，本身就是一部活历史。最重要是他还拥有整箱整箱的私人文件。
不幸当他在重庆的时期，由于他的影响，当时作下属”农本局长“的何廉被政府关了起来。据说其时何氏如没有”政学系“的靠山，是可能丧命的。
如今大家都流亡海外，纵不记前嫌，但是把杯握手，也难免脸红——尤其当时华人知识分子圈圈内的传说，都以为这个口述历史是何廉主持的；何氏对外自然也当仁不让——所以宋子文就有点踌躇了。后来宋氏还是不顾既往，颇有参加的愿望，但是在”谘询“过程中，他的名字却被划掉了。
后来顾维钧先生向我说，宋子文先生希望你也能帮帮他的忙，他想写本”回忆录“。我斩钉截铁地告诉顾先生，我愿抽空，为宋先生义务帮忙。但是顾先生知道我是一位”穷忙“的流浪汉，哪里能抽出这个空；一人担三口，昼夜不停走，哪里又能负担起这个”义务“呢？所以也就作罢了。
后来宋氏在西岸吃鸡，不幸噎死的消息东传之后，我个人闻讯，真锥床叹息——我们治民国史的人，怎能把宋子文这样的”口述史料“，失之交臂呢？
哥大这个”中国口述历史学部“自始至终就只有两个全时研究员。那便是夏连荫和我。夏女士最早访问的对象是孔祥熙和陈立夫；我最初访问的则是胡适和李宗仁。
李宗仁先生是在一九五八年春夏之交，适之先生决定出长台北中央研究院之后，才应邀参加的。参加的程序是先由哥大校长具函邀请；李氏答应合作了，东亚研究所乃派我前往，商讨有关合作的一切细节和工作方式。
记得我第一次受派往访之时，是一个天明气清、惠风和畅的日子。当我开着汽车在李氏住宅附近寻找门牌号码之时，忽见迎面开来一部黑色的林肯轿车。开车的是一位相当清秀的中年东方妇女。她见了我便把车子与我车对面平行停「，微笑地问我：”你是来找我先生的吗？“我一看就知道她是大名鼎鼎的郭德洁了。我答应之后，她便说：”我先生正在等着你呢。“说着她便掉转车头，领我到他们的住宅。那是一幢只有一间车房，相当朴素的平房。据说原是一位美国木匠的住宅，是李夫人以纽约市内房租太贵，由她坚持着买下来的。我二人下车之后，李先生己站在门前，含笑与我握手了。
李先生中等身材。穿一件绒布印红黑格子的运动衫，灰呢长裤。他那黄而发皱的老人面孔，看来就象祖国农村里的一位老农夫。他领我到客厅，延我”上座“。李夫人捧出咖啡、茶点之后，便又开车买菜去了——说是留我午餐。果然不久，当李公与我谈兴方浓之时，李夫人已经放好了一桌子的菜肴，来约我们吃饭了。这便是我在他们李家所吃的有纪录的一百六十八顿饭的第一顿。莱肴不算丰盛，但是十分精致可口。我顺便一看她的厨房，里面一清如水，杂物井并有条，杯盘银光闪闪。我不禁暗自赞叹：”郭德洁原来还是一位好主妇！“——那时他们是没有佣人的。
后来一位广西籍的岑女士（岑春煊之后裔）也告诉我，战前在桂林，她便常时看到郭德洁骑着脚踏车”上街买小菜“。郭是那时佳林的”第一夫人“，居然骑单车出街，也确是难能可贵的。
这时在李家我们三人且吃且谈，笑语悠然。郭夫人则时起时坐，替我们加莱添汤，看着座上的主人，我简直不相信，他二人便是”李宗仁、郭德洁“这一对民国史上的风云夫妇！他二人言谈举止，都极其平凡而自然，没有丝毫官僚气氛，或一般政客那种搔首弄姿的态度。
这是我对他们夫妇的”第一次印象“，也是我们其后七年交往的肯定的印象。我至今觉得李德邻先生是一位长者；一位忠诚厚道的前辈。他不是一个罔顾民命、自高自大的独夫；更不是一个油头滑脑的政客。我在他身上看出我国农村社会里，某些可爱可贵的传统。
至于郭德洁夫人，我觉得她基本上也是一位”鸳鸯“、”平儿“这一类型的好姑娘、贤七妇。不幸她命大，做了”代总统夫人“，无端地被人看成个女政客，实在是有点冤枉。人孰无过？人孰无短？李氏夫妇亦自有其过，自有其短。但他二人都不是在人格上有重大缺点的人。
日子过久了，我和李府一家上下都处得很熟。李先生的长子幼邻那时与其生母（李氏乡间的”原配“）同住在纽约。幼邻经商很忙，不常来父亲家。我们偶尔一见，也很谈得来。李先生的幼子志圣，那时正在纽约读大学，长住家中；后来应征入伍，当了两年美国兵，又返纽复学。他是位极其诚实忠厚的青年，为人亦甚为爽快，我们相处甚得。李公的侄儿李伦是位工程师，后来也是全美驰名的武术教师，在欧美两洲开办了好几所”功夫学校“，一度也住于李家，我们都变成挚友，相处无间，至今仍时相过从。这三位青年虽也是当年达官贵人的子弟，但是他们都没有以前大陆上那些常见的公子哥儿辈的坏习气，也颇使我刮目相看。
李公夫妇和我处熟了，他二人也告诉我说，他们对我的”第一次印象“也不太坏。因为在他们的心目中，那时代表哥伦比亚大学来访问的”博士“，可能是一位假洋鬼子；谁知却是一位”诚实本分“的”五战区老同事“——因为笔者在抗战时期曾在”五战区“做过小兵。可能就因为我们双方相互欣赏对方从祖国农村带出来的土气罢，我们七年中的工作和交往，真是全心全意的合作。我的老婆孩子也逐渐变成李家的常客。内子吴昭文与李夫人也处得感情甚好，我的儿子光仪，女儿光佩，也颇得”大桥公公“和”大桥婆婆“的喜爱——那时我们访问李家，一定要开车通过那雄伟的”华盛顿大桥“，所以孩子们便发明了这一称呼。
相处无间，我们就真的变成”忘年之交“和”通家之好“。这样也就增加了我们工作上的效能和乐趣。为此我也曾牺牲掉甚多所谓”华裔旅美学人“一般所认为最理想的转业良机，而安于这项没没无闻、薪金低微、福利全无、对本身职业前途有害无益的苦差事。更不知道这项苦差做久了，在这个商业习气极大的社会里，由于为人作嫁，后来几陷我于衣食难周、啖饭无所的难堪绝境！
我个人那时不能入境从俗，而害了我国传统文人的”沉溺所好，不通时务“的旧癖——这样对一位寄人篱下的海外流浪汉的谋生养家，奉养老亲，抚助弟妹来说，可能是件一言难尽的绝大错误罢！但是回想当年，闭户撰稿，漏夜打字的着述乐趣，以及和李宗仁先生夫妇的忘年友谊，此心亦初不稍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