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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件事是，有一天我到校长办公室去见适之先生，一个学生走进来对他说：昨夜延安广播电台曾对他专线广播，希望他不要走，北平解放后，将任命他为北大校长兼北京图书馆馆长。他听了以后，含笑对那学生说：“人家信任我吗？”谈论到此为止，这个学生的身份他不能不明白。但他不但没有拍案而起，怒发冲冠，态度依然亲切和蔼。小中见大，这些小事却是能够发人深思的。
在季羡林眼里，“作为人、作为朋友的胡适先生”又是怎样的一个人呢？他在《还胡适以本来面目》里写道：
适之先生待人亲切、和蔼，什么时候见他，都是满面笑容，从来不摆教授架子，而且对什么人都是这样，对教授是这样，对职员是这样，对学生是这样，对工友也是这样。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他疾言厉色，发脾气。同他在一起，不会有任何一点局促不安之感。
胡适还是一个非常懂得幽默的人。他决不是一个老气横秋，不苟言笑的道学先生，而是一个谈笑风生，活泼有趣的人。季羡林又举了一个亲身经历的小例子，来说明这一点：
有一次召开教授会，杨振声先生新收得一幅名贵的古画，为了想让大家共同欣赏，他把画带到了会上，打开铺在一张极大的桌子上，大家都啧啧称赞。这时适之先生忽然站起来，走到桌前，把画卷了起来，做纳入袖中状，引得满堂大笑，喜气洋洋。
最让季羡林钦佩和感动的是，胡适平生奖掖后进，毫无保留地帮助青年学者成长，真正做到了“平生不解掩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他又举了一个例子：
40年代，他在美国哈佛大学遇到了当时还年轻的学者周一良和杨联升等，对他们的天才和成就大加赞赏。后来周一良回到中国，倾向进步，参加革命，其结果是众所周知的。杨联升留在美国，在二三十年的长时间内，同适之先生通信论学，互相唱和。在学术成就上是硕果累累，名扬海外。周的天才与功力，只能说是高于杨，虽然在学术上也有所表现，但是，格于形势，不免令人有未尽其才之感。看了二人的遭遇，难道我们能无动于衷吗？
季羡林把胡适视为自己的恩师之一，对胡适怀着钦敬之情，但是，季羡林并没有一味盲目地赞扬他的恩师，而是在经历了半个世纪沧桑之后，以一位耄耋老人的眼光，冷静地回顾那段历史，客观地，实事求是地，告诉我们胡适为人处事的一些事实。这些事实，对今天只能从书本上认识胡适的人来说，无疑是一份弥足珍贵的资料，它为我们认识胡适的“真面目”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
3、2l世纪东方文化将首领风骚
1991年季羡林在《21世纪：东方文化的时代》一文中，提出了一个令整个学术界振聋发聩的论点：
从人类的全部历史来看，我认为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关系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目前流行全世界的西方文化并非历来如此，也决不可能永远如此。到了21世纪，三十年河西的西方文化将逐渐让位于三十年河东的东方文化。人类文化的发展将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季羡林的这个论点一发表，立即在学术界引起极大的反响。一时间，东西文化问题成了学术界关注的热点之一。季羡林也成了文化界的焦点人物。季羡林的论点在国外也引起了不小的反应，日本、韩国的一些学者给他写信或撰文表示赞同他的观点，甚至远在西班牙的一个岛上的一位学者，读了他的论文以后，也写信给他表示赞成他的观点。
季羡林并不是一个早晨醒来，灵机一动，想出这个论点来的。事情还要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文化热”说起。
自从l979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国门打开，西方的思想文化通过书籍、报刊、广播、电影、电视等传媒，以及麦当劳、肯德基、可口可乐，雀巢咖啡、喇叭裤、太阳镜等餐饮服饰，大量涌进中国。这一现象立即在中国文化人中引起了不同的反响。一些人说，文化交流好得很；一些人则惊呼：谨防“精神污染”，反对“全盘西化”。两种对立的观点各不相让，争论不休，于是在学术界便形成了一股“文化热”。争论的焦点围绕在传统文化与现代化、西方文化与中国现代化、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等几个大题目上。综观中国20世纪一百年的历史，这种“文化热”共发生过两次。第一次是“五四”运动以后的2O年代；第二次便是改革开放以后的80年代。这两次“文化热”有着相似的历史背景，这便是：古老而封闭的中国，一旦打开国门，面对世界，主要是面对西方世界以后，究竟应该如何对待中西两大文化互相碰撞这个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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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文坛骁将（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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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是主张积极开展中外文化交流的，可以称为“开放派”。他早在1986年就在《瞭望》周刊（海外版）40期上发表了《对于文化交流的一点想法》。他写道：
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告诉了我们一个非常可贵的经验：在我们国力兴旺，文化昌明，经济繁荣，科技先进的时期，比如汉唐兴盛时期，我们就大胆吸收外来文化，从而促进了我们文化的发展和生产力的提高。到了见到外国的东西就害怕，这也不敢吸收，那也不敢接受，往往是我们国力衰微，文化低落的时代。打一个比方，一个胃口健康的人什么好东西都敢吃，决不嘀嘀咕咕什么胆固醇多了呀的。到了连鸡蛋黄和动物内脏都不敢吃的地步，终日愁眉苦脸，怕这怕那：“哎呀，这个吃不得呀！”那也就说明，此人的胃病或者幻想的胃病，已经不轻了。
我们建国以来，“四人帮”时期是胃病严重时期，可以说已经病入膏肓。
在此以后的两三年里，季羡林积极投入文化问题的讨论之中。他写文章，做报告，办讲座，大力宣传文化交流的必然性和重要性。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他在两个讲座上的报告。一篇题为《文化交流的必然性和复杂性》（在“东方文化系列讲座”上的报告）；另一篇题为《中国文化发展战略问题》（在“我国社会经济和科技发展战略问题”讲座上的报告）。
在这两个报告中，他详尽地阐述了关于文化的多元性、文化交流的必然性和重要性、传统文化与创新引进等问题。关于文化交流，他提出了三句话：“开放开放再开放，拿来拿来再拿来，交流交流再交流。”但是，他反对“全盘西化”。他说：“现在有些青年的思想，说好听点叫‘活跃’，说不好听叫‘混乱’。‘全盘西化’和文化交流有联系。西化要‘化’，不‘化’不行，创新、引进就是‘化’。但‘全盘’不行，不能只有经线，没有纬线。”他说：“要以我为主，把对我们有用的东西‘拿来’，无用的糟粕坚决拒绝。”季羡林这些话在今天看起来很平常，没有什么惊人之处。但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非但惊人，而且大胆。在当时文化界思想颇为混乱的情势下，仍能保持如此清醒的头脑和辩证的思维，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得到的。
经过了四五年的“文化热”讨论，季羡林的思考逐步深入，从探讨东西方文化交流，逐渐转入对东西方两种文化差异及其互动关系的探讨。由于他对东西方文化的深刻了解，再加上他有过亲历东西方三十多个国家的切身感受，在这种有利的条件下，经过几年的深思熟虑，季羡林终于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提出了前文中引述的观点：“21世纪东方文化将首领风骚。”
季羡林对自己的这个预测是“几经考虑，慎思明辨，深信不疑”的，并且有一整套理论和事实作依据。他先后写了十几万字的文章，从不同角度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的论点概括如下：
首先，他同意英国史学家汤因比（Toynbee）的观点：“每一个文明都有诞生、成长、兴盛、衰微、灭亡这样一个过程。哪一个文明也不能万岁，包括西方文明在内。”
其次，他认为：“如果从宏观上看待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上下数千年，纵横几万里”，那么，“人类的历史告诉我们，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在历史上更替兴衰，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今天我们大讲‘西化’，殊不知在历史上有很长一段时间讲的是‘东化’，虽然不见得有这个名词。你只要读一读鸦片战争以前西方哲人关于中国的论著，看一看他们是怎样赞美中国，崇拜中国，事情就一清二楚了。”“根据我个人的看法，是鸦片战争戳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