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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他阐述了为什么说21世纪西方文化将会让位于东方文化的理由。他的论点的基础是：由于两种文化思维方式的差异，必然导致西方文化的衰微，东方文化的兴盛。他解释道：“东方的思维方式，东方文化的特点是综合；西方的思维，西方文化的特点是分析。”“在西方，从伽利略以来的四百年中，西方的自然科学走的是一条分析的道路，越分越细，现在已经分析到层子（夸克），而且有人认为分析还没有到底，还能往下分。东方人则是综合思维方式，用哲学家的语言说即西方是一分为二，东方是合二而一。”“再用一个更通俗的说法来表达一下：西方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而东方则是‘头痛医脚，脚痛医头’，‘既见树木，又见森林’。说得再抽象一点：东方综合思维的特点是：整体观念，普遍联系；西方的分析思想模式正相反。”“我认为是西方形而上学的分析已快走到尽头，而东方寻求整体的综合必将取而代之。以分析为基础的西方文化也将随之衰微，代之而起的必然是以综合为基础的东方文化。”（《21世纪：东方文化的时代》）
为什么西方的分析思维方式“已经快走到尽头”，“西方文化也将随之衰微”呢？
季羡林首先回顾历史，以两次世界大战为例，指出这正是西方文化没落的表现。他说：“两次世界大战都爆发于欧美白人之间。如果自己的文化真正像一些人吹嘘得那样完美无缺，这自相残杀的根源又是从哪里来的呢？他们中的有识之士开始怀疑自己文化的价值，他们不再迷信自己的文化会万岁千秋地延续下去，所谓‘天之骄子’不过是自欺欺人的一句口号。在这些人中的佼佼者也寄希望于中国文化与东方之化。”他以德国著名学者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尔的《西方的没落》一书为例，说明西方的有识之士早已看到了这一点。斯宾格尔在1911年就预感到一战将要爆发，后来大战果然爆发了。战后，斯宾格尔写了《西方的没落》一书，指出：战争是西方文化没落的标志。书一出版，立即洛阳纸贵，引起轰动，但是很快就被人遗忘了。美中不足的是，斯宾格尔虽然预言了如日中天的西方文化正在“没落”，但是他没有看到东方文化的活力。继斯宾格尔之后，是更为著名的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他自称是受到了前者的影响。汤因比反对“欧洲中心主义”，他在20世纪70年代与日本社会活动家池田大作的对话《展望二十一世纪》中，明确指出西方文化的弊端，并寄希望于东方文化。可惜的是，像他们这样具有远见卓识的人，在西方如凤毛麟角。整个欧美，举世昏昏，绝大多数人仍然沉醉在他们自鸣得意却正在没落的文化里。当然，斯宾格尔也好，汤因比也好，他们虽然看出了西方文化的弊端，甚至没落，但是他们并没有寻到挽救西方文化没落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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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文坛骁将（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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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又以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新科学：混沌学、模糊学为例，证明“西方的分析思维已经走到了尽头”。他说：“为什么到了20世纪末年，西方文化正在如日中天光芒万丈的时候，西方有识之士竟然开创了与西方文化整个背道而驰的混沌学、模糊学呢？答案只能有一个，这就是：西方有识之士已经痛感，照目前这样分析是分析不下去的。必须改弦更张，另求出路，人类文化才能重新洋溢着活力，继续向前发展。”
最后，季羡林以人与自然的关系为例，进行了论证，证明西方文化在征服自然的方针指导下，破坏了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给全人类的生存带来危机。他写道：
据我个人的观察与思考，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是迥乎不同的，夸大一点简直可以说是根本对立的。西方的指导思想是征服自然；东方的主导思想，由于基础是综合模式，主张与自然万物浑然一体，即“天人合一”。
在西方文化风靡世界的几百年中，在尖刻的分析思维模式指导下，西方人贯彻了征服自然的方针。结果怎样呢？生态平衡遭到破坏，酸雨到处横行，淡水资源匮乏，大气受到污染，臭氧层遭到破坏，海、洋、湖、河、江遭到污染，一些生物灭种，新的疾病冒出等等，威胁着人类的未来发展，甚至人类的生存。这些灾害如果不能克制，则不到一百年，人类势将无法生存下去。这些弊害目前已经清清楚楚摆在我们眼前，哪个人敢说这是危言耸听呢？
现在全世界的明智之士都已痛感问题之严重。但是却不一定有很多人把这些弊害同西方文化挂上钩。然而，照我的看法，这些东西非同西方文化挂上钩不行。
——《“天人合一”新解》
西方文化既然给世界和人类带来了那么多的危害，那么，有没有挽救的办法呢？季羡林回答道：
办法当然有的。依我看，办法就是以东方文化的综合思维模式济西方的分析思维模式之穷。人们首先要按照中国人、东方人的哲学思维，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天人合一”的思想，同大自然交朋友，彻底改恶从善，彻底改弦更张。只有这样，人类才能继续幸福地生存下去。我的意思并不是要铲除或消灭西方文化。不是的，完全不是的。那样做，是绝对愚蠢的，完全做不到的。西方文化迄今所获得的光辉成就，决不能抹煞。我的意思是，在西方文化已经达到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把人类文化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这个人类社会进化的规律能达到的目标。就是这样。
——《“天人合一”新解》
季羡林的这些文章发表以后，反响颇大，“赞同者有之，反对者有之，不知是赞同还是反对者有之，要同我‘商榷’者有之，要同我‘讨论’者有之，不是针对拙文而是天马行空，独来独往，淋漓酣畅发挥自己的意见者有之。”而他对这些反响的态度，则与众不同。他写说：“文章好的，我击节赞赏；文章写得不怎么样的，我略皱眉头，如此而已。至于‘商榷’、‘讨论’之类的挑战，我一概置之不答。这并非出于简慢。其中原因在于，我认为，居今日而要猜测21世纪东西方文化关系以及东方文化在下个世纪所占的地位，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将由历史的发展进程来证明的事实问题。没有争论的必要。”（《序》）
l997年，季羡林自己编了一本《东西文化议论集》，书中收集了老一辈诸大师如梁漱溟、金岳霖、冯友兰、钱穆等对东西文化和“天人合一”问题的论述，又从多种报刋上挑选了赞同他意见的论文和不赞同他意见的论文，还收了国外学者的相关论文。他特意把自己的十几篇文章排在前面，在《序言》中，他写道：“这决非想抖一抖编选者的威风”，而是“为了做好这一个靶子，对议论者和读者提供点方便而已”。季羡林在序言中特别强调书名中的“议论”二字。他说：“‘议论’，不是‘讨论’，更不是‘争论’，只是‘议’一议，‘论’一论而已，与人无争，与世无忤，发挥一下自己的想法，至于别人如何看待，‘只等秋风过耳边’。”
这场有关东西文化的“议论”，的确没有变成一场讨论或争论。像京剧《三岔口》一样，虽有刀光剑影，煞是热闹，学者们却各打各的，谁也没碰着谁。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关于东西方文化盛衰消长的这场“议论”，在文坛上便渐渐地消退了。
今天，人类的历史已经进入了21世纪。以季羡林为始作俑者发起的那场东西文化的“议论”，已经过去七八年了。虽然那场“议论”已经渐渐被人淡忘，但是，眼前发生的事情，又时时让人回想起季羡林说过的一些话。比如，冷战以后，西方世界的首领美国，大搞单边主义，“老子天下第一”，在全世界称王称霸，颐指气使，咄咄逼人。它不但要征服自然，大有要征服世界、征服人类之势。它在十来年里，发动了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以及这次的伊拉克战争，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