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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里头的人均年收入平均还不到一千人民币，就是一百多美元那样子。所以贫困问题对我们西部来讲，是关键问题。所以我认为应当首先脱贫，那么贫困不能摆脱，那样我们西部大开发是一句空话。
第二点就是前面我们所讲的，要坚决调整我们基本经济制度，大力压缩国有制，扩大私有制，这是前面我讲的。八十年代中期就提出了所谓的飞机模式，“343模式”。那么这近二十年来国有企业改革的趋势，以及所有制调整的趋势，是基本上符合这个思路的。我们国有制，从相对数量来讲大量减少。现在全国，大概是相当于减少到50％多一点点，就是国有制还占50％多一点点。有的省国有制比重只占百分之十几，比如说浙江，浙江国有制只占17％，广东的话23％。但是我们西部地区的话，国有制的比重仍然很大，平均还在60％以上，有的省80％，比如说青海。所以我就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先进地区、发达地区，国有制比重反而越小？而我们落后地区的话越大，什么原因呢？后来感到还是符合马克思的基本原理，什么原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力落后，你的所有制就不能那么大，不能那么公。
公有化程度要高，必须是生产力要大发展。共产主义的话，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为什么？生产力发展很高了。东西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了，所以才能够按需分配了。因此就说明的话，马克思的基本原理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而不是倒过来。不是说你生产关系想要高就高，不行，生产力到那儿高不上去，高的话还要掉下来，这是我们过去所谓三面红旗、所谓大跃进的时候，人民公社化，为什么是错误的？因为他违背了这个基本规律。所以我认为对西部来讲，这个问题必须考虑，客观规律是不可抗拒的，谁要违背了，我们要吃苦头。过去我们吃了大苦头。
所以我认为现在从西部地区来讲，应当明确地讲，国有制比重必须压下来，集体所有制比重必须要扩大。而且是各种各样的所有制，混合所有制。最后的话，私有制比重还应该有一定的发展。现在的话，从西部来讲，私有制的比重还太小，这是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就是新兴工业化的道路问题。这是一条重要的方针。所谓新的工业化。过去的工业化，同西方的工业化也好，我们过去的工业化也好，是以牺牲生态为代价的。工业化的结果破坏了环境，污染了环境。我们这里提出来，应当既实现了工业化、实现了信息化，同时又使得生态最后能够良性循环，可持续发展。
那么中国，由于过去也是继承了前苏联的那一条工业化道路，优先发展重工业，所以我们也是优先发展重工业。那么这条道路，在过去的时期，特别咱们在五十年代，当时有这个必要，因为咱们重工业很落后啊，自己当时不能制造汽车，连钉子都不会做，把钉子叫洋钉，都要进口。现在的话，我们有了一定的基础，特别是156项，打下了我们工业化的基础。所以现在情况下面，你再强调要优先发展重工业，这就不符合当前的实际了。所以改为优先发展信息产业，特别是要优先发展信息软产业。因为软件产业一个特点，特别它主要的要素就是靠人们的智力。
以陕西为例。咱们现在有院士大概四十几个，原来三十几个，这次大概评几个，至少上四十个，博士导师一千多人，教授上万人，大学生几十万。有这么个智力资源搞软件，这个要素还是比较充分的。
印度和咱们中国有很多类似的地方，也是人口大国，地方也很大，又是个古老的一个文明国家。可是我们知道这几年以来，印度的软件产业上去了，占了世界第二。而日本的话，原来世界第二，它已经排到第三去了。据说现在美国的软件产业里头五分之一是印度人，印度的学生。中国学生的话，大概也占百分之几。
印度学生很多回去了，因为国内发展软产业嘛，他们回去以后就自己办软件工厂。我们应当在这方面要学习印度，这就是说我认为，作为整个的发展趋势来讲，软件作为信息化的一个重大标志，因此，咱们中国，在确定产业方针以后优先发展，我想是有条件的，是有条件上去的，这是第三。
第四条就是“三农”问题。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讲，民主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实践证明了是如此。农民什么问题呢？土地问题。土地问题什么问题？吃饭问题。因为封建社会农民没有土地，或者很少有土地，土地掌握在地主手里头，所以农民经常穷、经常挨饿等等。因此作为民主革命时期来讲，我们假如不把农民的问题放在首要地位，不动员人民来参加民主革命，我们能够打胜仗吗？所以现在来讲，把“三农”问题作为咱们进一步的发展的一个关键问题。那么西部地区尤其如此，因为从东西部来讲，西部就是农村，东部才是城市。
我算了一下，广东现在的农民，一个农民家庭一年收入一万块钱，还仅仅是一个光脱贫的一个家庭。我们陕西呢，一年说上万，上一千都很少啊。农民收入这么低，因此他生活怎么能够富裕起来。这是从农民问题来讲，农民问题关键收入问题。
那么农村问题，问题比较复杂了。什么复杂呢？就涉及到我们农村的组织问题。那么应当说我们现在农民的组织按照过去来讲，就是有公社，下面有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公社取消了以后我们现在改成了乡镇，县、乡镇，以及村一级。村一级的组织到底好不好？
原来我这个老家的那个乡叫金刚镇，出产花炮那个地方，原来一个乡，我们叫镇，金刚镇，镇机关里头，最多最多十个人（干部），现在多了多少？多了大概将近一百人，增加十倍啊。农民怎么养得起呢？对不对，这是全国的情况，全国都是如此，农民负担加重。为什么？因为上面的官员多了。因此的话，大力精简机构，特别是农村那些基层机构，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农村的土地所有制问题，就是我们农村的土地所有制现在看起来有问题。解放初期，当时搞土改，土改法明确规定，打倒地主以后，把地主地要分给农民。分给农民就是所有权给了农民，给农民发土地证。也就是由地主土地所有制，变成农民的个体和家庭土地所有制。但是后来来了一个合作化，土地入股了，后来土地参加了整个公社里头去了，所以后来搞公社化以后，土地所有权就公社掌握了。取消公社以后，现在的话，土地所有权交给村上了。
我们知道，村上掌握了土地所有权，结果村干部就可以为所欲为。
所以我说土地所有制不变不行，所以我提出方案：农民土地也国有化，使用权私有化，因此，这样一来，农村土地问题才算是解决得比较合理。我说我这不是搞私有化，我不是说土地私有制，还是搞国有制。为什么？因为国家不掌握土地不行了。
假如说农村土地国家不掌握，国家征收的时候成问题啊，咱们修西宝公路就出现问题了。国家我要征用，不管谁的话，不按照办就违反国家的法律。所以土地国家所有制，所有权是国家的，使用权交给地方，交给农民。这样的话我认为才能够解决农民当前的关键问题，就是土地使用权的问题。
第三个问题，就是要改变税收制度。我们提出来，应当在西部地区，老少边穷地区，要免税五年。那么整个西部地区，至少要减税一半。现在的话，老实讲，我们的费太多，税也不轻啊。天天强调减少农民的负担，我算了一下，我们陕西这么穷省，农民的负担每个人每年两百多块钱，税和费加起来两百多块钱，这得了嘛，他四口之家的话就将近一千块钱一年，农民交不起嘛。他没有钱啊，哪里来钱啊，所以应当大大地压下去。这样的话，才能真正地提高农民的生活或者生产水平。但是五十年代由于当时，是为了要实现工业化，因为当时的工业化只有靠农民。但是你不能老靠农民啊，因此，应当实现第二阶段，就是工业反哺农业，而我们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实现的这一过程。先是农业支持工业，到一定时期工业化基本实现以后要反哺农业，就是工业要帮助农业。而这个环节，我们一直没有做。
最后一点是，在政治方面应当实现农民自治。解决政治上的民主化的问题。但是现在我们知道，现在农民没有自己的组织，解放初期，土改时候还有一个农民协会。土改完了把它取消了。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