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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诸行的宗教需要很自然地借助于希腊艺术的表现形式，形成对佛教艺术（特
别是雕塑艺术）影响甚大的健陀罗艺术。
（3）大乘的基本特征
任何新学派或新思潮的崛起都以某种观点为基础，大乘佛教在其产生的
初期，除了许多僧侣投身于普渡众生、以通俗的艺术形式宏扬佛法外，还有
许多像马鸣、龙树、提婆这样的僧侣，致身于新观点的阐发与系统化。
佛教教义的系统化和精致化并非大乘独创，在一部分僧侣积极入世的同
时，另一些僧侣则将佛陀开创的简单明了的人生学说，朝着“探讨人生本原
和世界本原的方向”、即本体论的方向拓展。这中间，原属于上座部的僧侣
以《阿毗昙心论》、《大国婆沙论》和《品类足论》为代表，围绕法相、有、
无、因缘、五位六十七法等问题形成了所谓的“说一切有部”。杜继文先生
主编《佛教史》在概述其理论价值时指出：
“有部哲学的直接目的，是为早期佛教的业报学说提供理论说明。那些
相互分离的、僵死的、永恒存在的自性，为什么会在“因缘”等到条件下，
① 杜继文主编：《佛教史》，第6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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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聚成活生生的具体事物？有部归结为是“业”与“惑”的作用。“业”与
“惑”也就是决定人及其周围一切现实事物的“因缘”。所谓三界五道，穷
富夭寿，就是由于“惑业”不同而感召的法体自性在积聚复合上的差别。为
了求得福果避免恶报，甚至从生死达到涅槃，就必须改变“业”的性质，从
而在根本上改变法体自性的复合结构。这就是宗教修习和道德实践的任务。”
①
与此同时，活跃在南亚与中亚地区的大乘理论家们，也以《金刚般若经》、
《小品般若》、《摩维诘经》和《阿弥陀经》为代表，提出“凡所有相，皆
是虚妄”，“因缘合会”，“方便”，“善巧”，“极乐世界”和“不二法
门”等重要概念，阐明一切世俗活动与菩萨行的关系。后经龙树《中论》、
《十二门论》和《百论》的理论概括，特别是他的中观思想与二谛说，不仅
为大乘学派继承发扬，而且为上座部大多数学派所接受。
学者们认为，大乘佛教虽然与上座部佛教具有不同的教义和处世之道，
但其宽容的胸怀使之对早期佛教的维护者们不仅不反对，反而尊以“声闻”
和“缘觉”。然而大乘之所以自命为大乘，是因为他们认为早期佛教只是佛
陀对根浅下愚者权变之说、乃是“小乘”，而本宗派的主张才是阐扬佛陀的
“究竟”之言，是为“大乘”。大乘佛教与上座部佛教相比，更加注重强化
佛的崇拜和构造佛的本生，更加弘扬菩萨和强调菩萨行的重要性，特别是将
早期佛教所坚持的“戒、定、慧”三学发展为包括布施、忍辱和精进在内的
“六度”。除此之外，大乘佛教还吸收“外道”思想与土著宗教观念，使其
经典沿着《法华经》类、“净土”类和秘密类（如巫咒等）三大线索发展。
（4）佛教传入中国
东西文化交流和中外文化交流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佛教作为一种文化，
除了它自身主动传教的动力之外，还会随着各民族政治、经济与文化的交往，
特别是借着民间交往的社会潜流，自然地向其他地区传播。
中国民间社会接受佛教究竟从何时开始已难以考证，迄今所知佛教传入
中国士阶层并被记载于史的最早时间，是公元前2年，即汉哀帝元寿元年，
“博士弟子景致庐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三国志》裴松之
注所引鱼豢《魏书·西戎传》）。随后不久，佛教传入王室贵族，《后汉书》
记载汉明帝的异母兄弟楚王英“尚浮屠之仁祠”。以《四十二章经》为代表
的早期汉译佛经也开始在中国社会流传，其形式为概要式的，辑录了上座部
佛教基本经典 《阿含经》的主旨，体现了早期佛教的禁欲主义。在佛教界，
则有汉明帝夜梦金人，遣使求法，建白马寺的说法。这些历史记载表明至迟
在公元前后，佛教已传入中国。
汉代时期佛教在中国南北迅速传播，远及交州（今河内）。汉末士燮（137
—226年）任交趾太守并领有广州，在郡40余年。当时中原战乱，交州相对
安宁，南来避乱学士数以百计，不仅荟萃学术，而且佛教、道教的“异人”
也集中不少，如与士燮同为苍梧人的牟子，就是当时很有名气的佛教代表人
物。牟子的《理惑论》反对将佛教与儒学礼教对立起来，认为佛教“捐家财、
弃妻子”，剃头毁容，只是权变小节，“修道德”、“崇仁义”，“父母兄
弟皆得度世”，才是其“大孝大仁”。佛教与儒学礼教的区别在于出世和入
世，“尧舜周孔修世事也，佛与老子无为志也”。
① 杜继文主编：《佛教史》，第70—7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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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末年的战乱使社会各个阶层皆陷入深重的苦难和心理危机之中，这
为佛教在中国社会各阶层中生根开花，提供了适宜的土壤和空气。人们对佛
教日益感兴趣的社会表现之一，是大量汉译佛经的涌现。从汉桓帝到汉献帝
的40多年间，译介为汉文的佛教经典54部，74卷，知名译者有6人，译者
中最重要的二个人物是安世高和支娄迦谶。
安世高本为安息国太子，其父死后“让国于叔，驰避本土”，在游历西
域各国后于公元148年来到洛阳，从事译经，前后20余年共译出佛经34部，
40卷，主要有《安般守意经》、《阴持入经》、《人本欲生经》、大小《十
二门经》和《修行道地经》等。东汉时期传播于中国的佛教，掺杂了许多中
亚或中国西部民间巫术的成份。安世高从西东来，也是善于“七曜五行，医
方异术”，并通晓“鸟兽之声”，他对中国佛教的主要贡献，在于他首次比
较系统地译介了上座部中说一切有部的学说，晋释道安曾以“禅数”之学概
括安世高的佛学特点。
所谓“禅数”的禅，即是禅定；所谓“数”，指用四谛、五阴、十二因
缘等解释佛教基本教义的“事数”，从佛典的文体上说，属于“阿毗昙”，
以其能使人懂得佛教的道理，亦称为“慧”。因此，“禅数”也就是后来中
国佛教常说的“定慧”、“止观”。安世高所传禅法，影响最大的是“安般
①
守意”，后称“数息观”。……作为一种气功，安般禅至今还在流行 。
支娄迦谶原为月支人，桓帝末年游于洛阳，尔后译出佛经14部，27卷，
其中影响最大的是《道行般若经》、《首楞严三昧经》和《般舟三昧经》。
《道行般若经》为大乘般若学介绍进中国之始，“它的怀疑论倾向和否定一
切权威的批判精神，在分崩离析的现实世界和精神世界中，引起强烈的反
响”。
支娄迦谶的译经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最重要的一
是将“性空”视为绝对真理，将“缘起”作为“性空”的表现，形成一种与
《庄子》某些思想相通的折衷主义真理观，为般若学在魏晋时迅猛发展奠定
了基础；二是提出只要专心思念西方阿弥陀佛，并在禅定中得见，死后即可
往生西方净土极乐世界，这为后来日益兴盛的净土信仰奠定了基础。
从总的情况来看，东汉的佛教传播、特别是译经活动的发展，具有下述
特点：第一，在一般人的心目中，佛教属于黄老之道的一支，佛经汉译中也
多借用老庄术语；第二，译经以外来僧为主，或单译或合译，亦有少量汉地
僧人和居士从事辅助工作；第三，译经具有一定的随意性，外来僧带来什么
经就译什么经，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