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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巨轮般大小的荷花，散发着淡淡的清香。在极乐世界，在佛陀的净土上有
颜色齐全的各种漂亮的鸟禽——家鹅和野鹅，鹭，鹳，仙鹤，孔雀，鹦鹉……
双头鸟及其他鸟。他们齐声啼鸣，昼夜不停。”①
这一传统在中国佛教里更加发扬光大，佛教徒在宏扬佛法时，总是千方
百计把自己的讲道变得引人入胜，通俗易懂，并用民间诗歌、民间故事等老
百姓喜闻乐见的文学形式将佛教义理表达出来。
佛教文化由于它所具有超然度外的精神追求，构成一种独特的美学意
境。这种境界及其对它的追求，不仅充实了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传统文化的
蕴含，而且在2千年来的文化发展进程中，绵延不绝地作用于中国社会各阶
层的人士。
① 达蓝丁： 《印度佛教史》第3 卷，第31—3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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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世界性帝国与世界性的基督教
基督教起源于公元1世纪的巴勒斯坦，由以崇奉耶稣基督为救世主的各
个教派组成。相传为犹太的拿撒勒人耶稣所创立，在罗马帝国后期流传于帝
国全境，并于4世纪被定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在欧洲广为传播，从此奠定了
它成为西方世界主要宗教的基础，并在形成西方思想文化传统和模式的过程
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在基督教形成之前，地中海沿岸已经建立起了一个疆域包括欧、亚、非
地区的罗马奴隶制帝国。这一庞大帝国创立统一文化的企图，促进了古希腊、
罗马与东方各族思想文化传统的碰撞、交流和相互渗透。正是在这样的历史
环境中，产生了古代希伯来文明与希腊文明的结晶体基督教。
1．基督教的孕生土壤
公元前1千纪中期以后，世界各地涌动起大经济制度的浪潮，各大帝国
相继而起，帝国的出现，使以往古代国家所依附的区域地理单位和政治单位
被打破了，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疆域界限消失，呈现出区域性的
社会结构变化和更大区域的文化格局。具有专制集权特点的“世界性”国家
的建立，为统一的崇拜提供了肥沃土壤。
（1）迷失的羔羊
在欧、亚、非大陆，伴随罗马的迭次攻掠，一个个国家和地区相继纳入
罗马帝国的版图。罗马统治者对行省民众的百般奴役，曾迫使各民族有多次
奴隶起义，但在罗马帝国的残酷镇压之下，各地起义屡次受挫；这一切，都
不能不使广大民众悲观厌世和意志消沉，随着一次又一次起义的失利，而日
益陷入绝望和迷惘之中。这种绝望和迷惘，笼罩着各个阶级和各个社会阶层，
“……对于巨大的罗马世界强权，零散的小部落或城市进行任何反抗都是无
望的。被奴役，被压迫，沦为赤贫的人们的出路在哪里？他们怎样才能得救？
所有这些彼此利益各不相同甚至互相冲突的不同的人群的共同出路在哪里？
可是为了使所有这些人都卷入一个统一的伟大革命运动，必须找到这样一条
出路。这样的出路找到了，但不是在这个世界上。在当时的情况下，出路只
能是在宗教领域内。于是另一个世界打开了。”①
依当时的历史条件与文化状态，寻求世间的拯救的解脱显然是毫无希望
的，而惟有求助于天国，求助于冥冥中的“神”。
早期罗马帝国的社会环境，既造成了人们对宗教的普遍需要，又决定了
新宗教必然具有超越民族界限的世界性质。然而当时现有的一切宗教基本上
都是部落宗教和民族宗教，它们本身很难自行超越其民族的界限。此外，这
些宗教所由产生的国家已经覆亡，它们赖以存在的基础已经瓦解。这势必要
求较为变通的宗教取而代之；这个新宗教应该不囿于狭隘的民族藩篱，同时
又能够使罗马帝国版图内困苦不堪的不同民族的民众都获得慰藉。
当时的罗马帝国的统治者曾进行过某些尝试，以期创立这种超民族的世
界性宗教。他们曾推行过官方的全帝国崇拜，如对帝王神的崇拜，对罗马城
女守护神罗玛的崇拜以及对罗马民族神卡皮托列乌姆之尤皮特的崇拜等等，
① 恩格斯：《论早期基督教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 卷，第54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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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均告失败。
在罗马帝国创立时期，也曾有一些近似于世界性宗教的东方崇拜盛极一
时。在帝国的西半部，盛行对女神伊希斯的崇拜，罗马和其他行省中有不少
信奉者。另外，对伊朗神密特拉的崇拜，也广为传布，在罗马军团中尤为盛
行。但是，这些宗教受到其固有部落与民族文化的羁勒，繁缛的礼仪，在人
与人之间设置了人为的壁垒。不同宗教的信者，不能共进饮食、互相交往。
这些特征远远不能满足可使罗马帝国版图内部族不同、语言各异的广大民众
趋于联合一致的信仰要求。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召唤下，基督教诞生了。
基督教发扬光大了其母体犹太教的一神论信仰和普世性特点，以其简单
易行，破除民族界限的宗教礼仪，毫无差别地对待一切民族的世界主义新面
貌，很快传播到地中海沿岸各国。
从另一个角度来观察，基督教成为世界性宗教的历史必然性，还在于它
顺应了世界性帝国时期，人们道德观念的转变。早在氏族社会时期，世界上
已有许多原生性宗教，它们的最大特点是建立在血缘关系之上，个人生活与
氏族生活密切相关，氏族是个人的依靠，神是氏族的象征，个人需对氏族负
责，神通过氏族对个人负责，神对氏族的“拯救”就是神对个人的拯救，这
种“人与神”的道德关系，直到城邦民主制时期还是非常盛行的。
但是世界性帝国的出现使得梭伦改革所打破的那种血缘关系和地域关
系，无论在深度上还是广度上，都达到了极致。在罗马大帝国，什么都是异
化的、过去的“保护伞”城邦、氏族、民族都相继失去，它们再也不能对个
人施以保护，理所当然地，氏族神、城邦神对个人的保护作用也相继失去。
在独裁制统治下的帝国臣民，实际上已成了“孤儿”，成了任人宰割的“羔
羊”；权力、金钱都成为“异化”的东西，人们不再企望通过神对某个群体
（氏族、民族、城邦）的拯救来获得个人的拯救。在道德观念上，对氏族的
道德义务已没有意义，因此，强调以个人道德完善来获得拯救的基督教，出
来拯救“羔羊”们迷失的灵魂，个人有了与神直接对话的权力，个人对神负
责，神相应地对人承担“保护”责任。
基督教这种个人解放式的宗教特色，曾被科瓦略夫评价为“新世界观的
萌芽”、是对“被城邦及其伦理所束缚的个性底解放”，正是由于基督教将
普世主义与个人解放结合起来，使之成为“人类精神史中最革命因素之一”
（恩格斯语），一经问世便迅速赢得民众的信仰。
（2）“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从文化角度来看，罗马帝国的建立不仅为基督教的产生奠立了政治经济
基础，而且为其提供了丰厚的宗教文化土壤。
基督教并不是诞生在一个观念空白的处女地上，其兴起之时，在各民族
人们的头脑中已充塞着关于宇宙、宗教、罪恶、赏罚等观念。“那时的世界，
①
政治是罗马的、文化是希腊的、社会是异教的、宗教是希腊化东方的。” 19
世纪德国研究基督教的斯特劳斯亦曾指出：
“毫无疑问，基督教是在犹太教的土壤里成长起来的，但这乃是在这块
土壤已经被外来成分所渗透和饱和之后。我们不妨这样说，如果在基督教的
起源和最初形成期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