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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环境呢？社会朝现代的推移是否会导致古老而美好的伦理观念的解体，或
趋尚实利世风的萌发呢？这些问题使我十分苦恼，同时也使我产生了莫大的
兴趣。所以，从《商州初录》到《小月前本》、《鸡窝洼的人家》、《腊月·正
月》、《商州》，我都想这么一步步思考，力图表现着和寻找着答案。
可惜我的才力不逮，一切的表现和寻找，都充满了肤浅和幼稚，甚至片
面和错误。
我明明知道我的这些不足，却又苦于一时各方面的修养赶不上。在陕西，
我和我的一些文友作过长夜谈，分析我及我的文友的创作的得失，认为我们
的创作之所以老是突不破，同外地一些有成就的作家比恐怕有三个差别：
第一是地域差别。陕西为中国周朝到明朝13 个朝代建都之地，北有黄
河，中有渭河，南有汉江，山川河流，结聚精灵钟秀，产生过历史上辉煌的
汉唐文化。但过犹不及，盛唐之后，一种保守的、妄自尊大的惰性的习气便
蔓延开来，浸染于民风世俗，故以后各朝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皆趋于萎
靡，自然文化艺术不可幸免。从这个意义上讲，汉代的文化是最有力量和气
度的，而比雍容富贵的盛唐文化更引起人的推崇和向往。都城东迁和北移之
后，这里渐渐归于偏僻，而关中平原上数以百计的帝王陵墓，却依旧伴随这
里虚妄的世俗遗留下来。细察如今世风民俗，便可见陕西人已没有了秦汉强
盛之气，尤其在关中，人们津津乐道秦川牛，使人不禁想到碑林博物馆的那
些六骏石雕，得出古人崇扬志在千里的良骏，今人看重负重慢行的耕牛的印
象，而喟然长叹。而历史衍进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社会是信息的社会，秦
地为北金锁关，西大散关，东潼关，南武关，四大关隘所限，一味炫耀先祖，
而性格由开放型归于封闭型，自然是赶不到时代潮流的前头。
第二是生活差别。生活是文学创作的源泉，这是最古老而又最时髦的口
号，每一个作家没有不遵循的。至于我，以及在陕西的好多文友，都是写农
村题材的，我们的出身、经历、本身就是农民或由农民过渡的干部，对于农
村生活，不能说不比外地作家熟悉，却在创作上落后于人，这就应该说是如
何生活的问题了。正因为有地域的差别，使我们感到了惶恐和紧迫，因而放
弃了生活的根据地，沦于文学上的流寇。而流寇政策的教训又使我们纷纷退
回到原地的圈子里，写农村而注目于一村一镇，写农民而混同于农民，便又
导致了就事论事的桎梏里。出身农民可以是农民的作家，但不可以是作家的
农民，也即农民意识的作家。
第三是修养差别。正由于我们出身于农民，或从农民而演变为干部，这
有先天性的长处，亦有了先天性的不足。我们常认为“作家不是大学可以培
养的”，这话有其道理，但以此轻视文化艺术素养的系统训练，则使今天我
们在创作上吃了大亏。国人的文化水准的提高，城乡青年普遍受到高中教育，
在某种意义上讲，文学不再仅局限于普及性的了。艺术来源于生活，生活却
绝不等于艺术，艺术自有艺术的规律。因而我们初上手，势头还可以，后劲
则因艺术功力差而大大的不足，使我们在突破的问题上陷于困境。
这三点，对于我来说，是急需要认真对待和解决的。
我有这么个看法，文学活动犹如体育运动一样，作家也要有运动员那样
的进取意识，对于现实生活，这种意识愈是强烈，愈能把握作品的总体结构
和局部的枝末细节。这种意识的产生，得源于深厚的生活积累和对生活的认
识，这也就具备了作品的底蕴。作品的深刻与否，并不建立在胆子的大小，
作家的文彩才华，同样也不等于嚣喧汹汹。中国几千年来的文学，陶渊明、
司马迁、韩愈、白居易、苏轼、柳宗元、曹雪芹、蒲松龄，尽管他们的风格
有异，但反映的自然、社会、人生、心境之空与灵，这是一脉相承的。空与
灵，这是中国文学的一项大财富。中国的文学如何振兴？现在好多作家都在
思考着、探索着。正如前边说过，文学要发展，必须中西杂交，有的从内到
外借鉴了外来文学，但融化、化合的工作却未作好，忽略和忘掉了中国民族
的美学心理结构，这多少有些欲速不达。有的则完全拒绝外来的东西，这又
存在一个高下、快慢之分。这些年里，我在努力搞一种中西比较，从哲学上、
美学上着眼，从绘画上、戏剧上入手，企图找出两者相通相似和不通不似的
地方，期望能够弄清我们的创作应该走一条什么路子。力气花了不少，收效
却是甚微。在以中国的传统的美的表现方法来真实地表现当今中国人的生
活、情绪的过程中，我总感觉到在作品里可以不可以有一种“旨远”的味道？
这种“旨远”的味道，建立在“自近”的基础上，而使作品读来空灵却不空
浮，产生出一种底蕴呢？
同时，我又常想到另一个问题，即大度，也可以叫做力的问题，纵观国
内一些名作家，大都可称之为思想家，或者说有深刻的思想，当然，思想不
是一个狭隘的概念，否则易导致所谓“思想大于形象”之弊，而应是一种大
度的力的作用。古人也讲过，碓中有韵，秀中有骨，这一点上，也不仅仅是
文章表面的事情，也应是内含的。正基于这一点上，我才在前边说过推崇大
汉之风。在霍去病墓前看石雕，我觉得汉代艺术最了不起，竟能在原石之上，
略凿细腻之线条，一个形象便凸现而出，这才是艺术的极致。所以，在整个
民族振兴之时振兴民族文学，我是崇拜大汉之风而鄙视清末景泰蓝一类的玩
意儿的。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我读拉丁美洲的文学，就特别合心境，而又悟
出许多东西。
我又越扯越远了，已完全不像一种后记的文字，只好打住。
我再一次说：谢谢《十月》的同志，编辑了这本小书，又允许我随心所
欲地写了这个后记。
1984 年6 月9 日
吃的艺术——《陕西小吃小识录》跋
古人讲：君子谋道，小人谋食；在《陕西小吃小识录》的写作中，我几
次为我的举动可笑了。却又一想，未必，吃是人人少不了的，且一天最少三
顿，若谋道不予食吃，孔圣人也是会行窃的，这似乎就如封建年代里苏东坡
所说的，为官并不就是耻事，不为官并不就是高洁一样。更有一层，依我小
子之见，吃也是一种艺术。中国的饭菜注重色、形、味，这不是同中国画有
一样的功能吗？当物质的一番滋味泛在口中，而精神的一番滋味泛在心头，
这又是多么于人生有实益的事情啊！
陕西这块浑厚的黄土，因地域不同，民族不同，物产不同，气候不同，
构成了它丰富奇特的习尚风俗，而各地的小吃正是这种习尚风俗的一种体
现。由此，当我在作陕西历史的、经济的、文化的考察时，小吃就不能不引
起我的兴趣了。十分庆幸的是，兴趣的逗引，拿笔作录，不期而然地使我更
了解了我们陕西，了解了我们陕西的人的秉性，也于我的创作实在是有了非
浅的受用呢。
需要声明的是，《陕西小吃小识录》陆续在《西安晚报》刊出后，外地
很有些读者食欲受刺激，来信要来陕西，一定要逐个去吃吃品品，而一些烹
饪学会一类的专门组织又邀我去做顾问，真以为我是能做善吃的角色。这便
大错了。老实说，我是什么饭菜也不会做的，于吃又极不讲究，只是我请教
了许多小吃师傅，用文字记录下来罢了。而这种记录，又只能是陕西小吃的
十分之一还要少，又都是我个人自觉得好吃好喝的。这实在是一件遗憾的事。
所以，当我这个专栏结束之后，真希望每一个小吃师傅动手做了别忘了
来写，每一个食客动口吃了亦别忘了来录。这么扩而大之，广而久之，使天
下人都能吃在陕西，写在陕西，艺术享受在陕西，爱在陕西。
《空白》后记
我更多的是写小说和散文，最倾心的却是诗；并不故作多情，我读诗的
时候，确实身心极易处于激动。但是，诗如火一样耀眼而令我难以接近，时
时虽在写，却不敢公开于世，全是为某位朋友所写，为某宗事所写，为某处
山水所写，情得导泄了也便心灵平衡安妥罢了。我只是傻想：中国人感知和
把握世界是整体论的意识，诗则贯通其中，是有意而无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