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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超我”常常表现出一种现实中的父母没有提供过榜样的严厉的态度，而且还要求“自我”不仅对其行为，而且同样对其思想以及尚未付诸实践的意图作出解释，而对于这一切“超我”似乎都是了解的。这就使我们想到，俄狄浦斯传说中的主人公也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羞愧，甘受自我惩罚，尽管从我们以及自己的角度来判断，神喻的不可抗拒的力量应该已经为他开脱了罪责。实际上，这个“超我”就是俄狄浦斯情结的继承者，只有这种情结消除之后才能形成。由于这个原因，它的过份严厉并不仿效现实中的榜样，而是和用来抵御俄狄浦斯情结的诱惑的力量保持相同，某些哲学家和信仰者断言，人的道德观念不是通过教育灌输的，也不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形成的，而是从一种更高度的源泉注入人们心灵的，在这种观点的深处无疑包含着对上述事物状态的预测。只要“自我”和“超我”合作得十分谐调，它们的表现形式就不容易区分；但是，它们之间的紧张、疏远的关系使得它们清晰可辨。良心的谴责引起的折磨同孩子对于失去爱的畏惧恰恰相一致——这种畏惧已被道德媒介所取代。另一方面，如果“自我”成功地抵御了去做某件会使“超我”反感的事的诱惑，它就会觉得自己的自尊心提高了，自豪感增强了，仿佛获得了什么珍贵的东西一样。就这样，“超我”虽然已经成为内心世界的一部分，却继续为“自我”扮演外部世界的角色。在以后的一生中，“超我”就代表着一个人童年时代的影响，父母的关心和教育的影响，以及对父母的依赖的影响——由于人类共同的家庭生活，这个童年时代在人的一生中被大大地增加了。在这整个过程中，产生影响的并不只是这些父母的个人气质，而且也包括一切对他们本身产生决定性影响的东西：他们生活的那个社会阶层的趣味和标准，他们出身的那个种族的先天气质和传统。那些喜欢概括和辩明区别的人可能会说，个人离开父母之后就被投入外部世界中去，所以外部世界代表现在的力量；他的具有遗传倾向的“本我”代表有机体的过去，后来加入它们的“超我”则主要代表文化的过去，这种文化的过去似乎会在一个儿童早期时期的几年中作为后天经验而得以重复。这样的概括不大可能是普遍正确的。文化成果的某一部分无疑在“本我”中留下了沉淀性的影响；很多由“超我”奉献的东西会在“本我”中唤起回响；儿童的不少新经验会得到加强，因为它们是某种原始的种系发育经验的重复。“把你的祖先遗传给你的东西全都接收下来，变成你自己的东西”
因此，“超我”在“本我”和外部世界之间占据了一定的中间位置；它把现在的和过去的影响集聚于一身。在“超我”的构成中，我们似乎能看到一个表明现在是怎样变成过去的例子……
第一讲
女士们、先生们：我是怀着新奇而又不理解的心情来到这个世界，在这样一些对我充满期望的好学的听众面前讲演的。毫无疑问，我之所以能享有这样荣誉，仅仅是由于我的名字与精神分析学有所联系；因此，我准备对你们讲的也就是有关精神分析的问题。下面我将尽可能简单地向大家介绍一下这一新的诊疗方法的起源和发展经过。
如果说使精神分析学诞生于世是一个伟大功绩的话，那么这项功绩并不属于我。精神分析学的初创没我的份。记得我还是一个学生，正忙于准备期末考试的时候，就有一位维也纳的医生，他就是约瑟夫。布洛伊尔医生最早（１８０—１８２年）对一位患有癔病的姑娘使用了这种方法。现在就让我们直接来看看这个病例的情况及其治疗的前后经过——有关这方面的详细材料你们可以在后来我与布洛伊尔合作出版的《癔病研究》（１８９５年）一书中找到。不过，在讲入正题之前我想先说一句开场白。我听说我的听众中大部分都不是医学界人士，这一点并没有使我感到不满意。你们也许会担心，以为要听懂我所讲的内容必须具备医学方面的专业知识，这种担心是大可不必的。的确，在我们的探索征途的第一个阶段，我们将和医生们同道而行，但是我们很快就会和他们分手，而要同布洛伊尔医生一起沿着一条独特的道路去进行研究。布洛伊尔医生的病人是一位二十一岁的姑娘，颇有知识，也颇具才华。她的病持续了两年多，在那期间，她出现了一系列明显的不可忽视的生理上和心理上的紊乱状态。她的身体右侧的两肢患有僵硬性麻痹，丧失感觉，而且左侧的两肢也时不时受到同样病症的因扰。她的眼睛运动失调，视力受到阻碍，头无法自由摆动。她还患有严重的神经性咳嗽。她厌恶进食，有一次竟一连几星期喝不进一滴水，尽管渴得难以忍受。她的语言能力也有很大程度的下降，甚至达到不会说、也听不懂自己的母语的境况。最后，她陷入了失神、迷乱、谵妄，以至整个个性发生变化的状态。下面我们应该马上把注意力放到这些复杂的症状上。尽管你们不是医生，但是听了我刚才列举的这么多症状以后，你们想必会认为自己有把握作出这样的判断：我们所面临的肯定是一种严重的疾病，很有可能危及大脑。看来没有多大治愈的希望，甚至有可能导致病人早早死去。可是，你们或许会听到医生们提出这样的见解：在治疗相当多症状同样严重的疾病时，我们完全有理由采取各种不同的、远远更为乐观的态度。对于这种观点，你们不应置若罔闻。如果有一位年轻的女病人表现出这样一种情况：她的主要内脏器官（心脏、肾脏等等）经医疗器械检查都是正常，但她却时常出现剧烈的情感紊乱现象——况且，如果她的各种不同的症状在某些细微的方面与通常意料中的有所区别的话——那样，医生一般都不大会太重视这病例，而是从古希腊时代起就被称作“ｈｙｓｔｅｒｉａ”的那种不可思议的病症。这种病症具有产生一系列严重疾病的幻觉性图景的能力。他们以为，这种病不至于危及生命，而且恢复健康——甚至是百分之百的恢复——是完全有可能的。要把这样一种癔病同严重的器质性疾病区别开并不总是很容易的。可是，我们没有必要知道这样的鉴别诊断是怎样作出的；我们只要相信布洛伊尔的病人的病例恰恰就是任何一位合格的医生都不会诊断出是癔病的那种疾病就够了。这里，我们还可以从这位病人的病情报告中援引这样一个更深入的事实：她的病是在她照顾病重将死的父亲——她热爱自己的父亲——期间发作的，而且，因为自己的病症，她被迫停止护理她的父亲。直到现在为止，我们与医生们同道而行还是颇有益处的，但是分手的时刻已经到了。因为你们不应该设想，由于把某种疾病诊断为癔病，而不诊断为严重的大脑器质性疾病，就可以使病人接受医疗援助的前景得到本质性的改善。在绝大多数病例中，医疗技术对于严重的大脑疾病是无能为力的；同样，一个医生对于癔病性失调也是毫无办法的的。他只得听凭仁慈的造物主来决定乐观的后果将在何时以及如何获取。由此可见，是否把某种疾病诊断为癔病对于病人来说是无关紧要的，可是对于医生说来却恰恰不同。医生对癔病患者的态度和对器质性疾病患者的态度明显是大为不同的。他对前者不像对后者那样怀有同情心——因为事实上癔病患者的病状要轻微得多，但它又似乎要求被看成是同等严重的病。而且，在这个问题上还有一个更深一层的因素在起着作用。通过研究，医生已经了解了许多对外行说来仍是不解之谜的情况，他已经能对某种疾病的起因以及这种疾病所能引起的种种变化——比如一个患有中风或恶性肿瘤的病人的大脑变化——形成一定的想法，而他正是必定在某种程度上是切中要害的。然而，当他面对癔病现象的具体情况时，他的所有知识——他在解剖学、生理学以及病理学等方面所接受的训练——却把他置于一旁，不再帮他了。他无法理解癔病，在这种疾病面前他自己也变成了门外汉。这对于任何一个通常相当重视自己的知识的人来说，都不是令人愉快的事。于是就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