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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以大吃小、化零为整，组织并统一指挥起义农民的办法，原不是毓贤所发明的——那是我们的国宝。试翻我国历代农民起义的历史，且看陈胜、吴广、赤眉、黄巾、黄巢、朱元璋、张献忠、李自成，洪、杨乃至我们亲眼看见的红军、八路军、新四军的成长和扩大，都是一脉相承的。但是毓贤所搞的与上述情况有个基本上的不同。上述诸大家都是搞革命，造反，以「打天下」为号召的。毓贤统一组织他们的目的却是「招安」，为大清王朝「保天下」。这样就变成抱薪救火了。
第一，毓贤无法真正把「义和团」化为「民团」。农民起义的造反大军，「裹胁」起来是愈大愈好；官办民团的容量，那就有限了。再者造反打天下搞革命，是泄民愤、主正义的义士之行，士气极高。保卫腐烂王朝，肋纣为虐，那就义士却步，智者不为了。所以义和团运动在山东始终未能步入正轨。它不是个正正堂堂的群众爱国运动，而是以烧香念咒，或间有「特异功能」的气功师为主导，终于走火入魔的工农兵运动。——它缺少个「伟大、光荣、正确」而成熟的革命党从中指导和策画，因此它搞起「扶清灭洋」、「烧教堂、杀教士」，就变成红卫兵式的打砸抢，乱来一泡了。但是红卫兵究竟还要听命于一个老谋深算，也可说是老奸巨猾的「最高指示」；最后在军警环伺之下，偃旗息鼓，去农村下放学习。义和团没个最高指示，在军警也都相率入团之后，连「老佛爷」也失去控制，使它真的变成了「拳匪作乱」。发展至此，连老太后也只好丢掉「盆底鞋」，梳上「粑粑头」，化装农妇，逃之夭夭。「拳匪造反」（boxer rebellion）就只有靠洋兵来「助剿」了。——「拳匪造反」原是李鸿章替慈禧推卸战犯责任的外交辞令（见下篇）。
所以毓贤的「匪必剿」的原则也出了大毛病。他不知道「匪」是饥民的化身。饥民在被「剿」得走投无路之时，便入「团」受「抚」。受抚之后还是没饭吃，那就继续为匪，终于良莠难分、团匪并存。加以毓巡抚对教民有成见，又没有办外事的经验，不知洋人之可怕；而教民教士与洋公使又恃强欺人。民教冲突中，不论屁大小事，往往都要劳动位同总督巡抚的「主教」甚至更高的「公使」（在对华文书上自称「本大臣」），来向中国朝廷和地方，加油加醋，甚或无中生有，抗议恐吓。弄得中国官方不胜其烦。巡抚衙门仅为教案一项便案卷如山（原档至今仍满筐满篓），忙不开交。毓贤一怒乃干脆告其属下府县官吏，把教民控告、教士抗议当成「耳边风」，「当成废纸」。（见李宏生著《毓贤与山东义和团》等多不胜数的第一、二手史料。）
但是毓贤并没有忽视他自己标准中的「团」、「匪」之别。义和团中如有不良分子对教民杀人绑票，他也绳之以法，大量诛戮。事实上义和团在山东早期最有名的大师兄朱红灯，和遍身气功的本明和尚，就是因为枉杀教民、窃取财货，被毓贤捕杀的。——有些后世史家对事实未加深究，竟把朱红灯与本明之死划在袁世凯帐上，实为误入。然毓贤既有其「耳边风」、「当废纸」一类的指示，则抢匪多劫教民；下级官吏时予纵容，也是事实。这样就要引起洋人严重的抗议了。果然在一八九九年冬季美国公使康格（Edwin H。 Conger）乃向北京总理衙门连续抗议，要求中国政府把毓贤撤职。总理衙门不敢开罪康格，乃于是年十二月五日奏请太后把毓贤「开缺」，以工部右侍郎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并率其新建陆军一万一千人入鲁镇抚。毓去袁来，义和团运动便进入一个新阶段，从山东转入直隶（今河北省）和京津地区了。
毓贤和袁世凯的正反两面
毓贤原是慈禧的宠臣，他在山东的所作所为都是太后所嘉许的，如今受洋人胁迫去职，慈禧亦为之不平。所以毓贤奉旨回京觐见时，太后竟颁赏亲书「福」字以为鼓励，并随即调任山西巡抚。毓贤既受此洋人鸟气，又蒙太后赏识，他一到山西对除教灭洋真的就毫无顾忌，大干起来了，甚至不惜亲自操刀去砍掉洋人脑袋。可是这时在山东接任毓贤遗缺的袁世凯，其作风却正是毓贤的反面。
袁世凯是一位比毓贤更为老辣而干练的官僚。甲午战前他在朝鲜即有十年以上办外事的经验。如今虽手握重兵，他知道洋人还是得罪不得的。为着传教等等皮毛小事而开罪洋人，更是得不偿失，亦无此必要。再者义和华民也不只是反教闹教了事，他们是逢洋必反的短视群众。袁氏所统率的「新建陆军」是当时中国唯一的一支现代化的武装部队，在时人的眼光里也是一支洋部队——穿洋服、上洋操、吹洋号、用洋枪、抽洋烟、用洋油、点洋灯……无一不洋。如今扶清学洋之不暇，怎能逢洋必灭呢，可是那时山东省内的工农兵群众在洋人和教民的刺激之下，和李秉衡、张汝梅、毓贤三位巡抚的暗地鼓励之中，不但反对筑铁路、开煤矿、办学堂、开报馆，并且要砸海关、拔电杆、封邮局……，所以袁世凯一来就要扭转这项落后反动的群众行为了。袁氏尤其认为义和拳民的画符念咒、刀枪不入的迷信是邪教惑众，断难扶清灭洋。因此他对「义和拳匪」就主张全面镇压。这时在他军中以候补知府衔实任「营官」的胞兄袁世敦，其剿灭「拳匪」的意志似比乃弟更为积极。所以在他兄弟于一八九九年冬领兵入鲁时，世敦衔老弟之命，对义和团民大开杀戒，认真剿办。其后不久，山东的义和团就被袁世凯肃清了。
慈禧太后也有个四人帮
可是袁氏兄弟在山东的行为却有反于当时北京城内的政治气候。——这时满清朝廷的最高决策权是掌握在西后包庇之下的一小撮满族王公贵人之手。尤其是皇族近支和宗室的 「载」字辈四兄弟：载濂、载漪、载澜、载勋和他们的近亲密友们更是这权力圈的重心所在。他们依附于那权力无边的西太后裙带之上，把持了朝政。以最无知的头脑，最下流的手段，为着最自私的目的，利用一个最乐于暴动的社会基层的群众组织「义和团」来「扶清灭洋」，夺取政权。他们这一记夺权行为，简直与六十六年之后再度发生于北京，由毛泽东和「林四」所搞起的一小撮无产阶级小贵族，要利用爱好打砸抢的「红卫兵」来「兴无灭资」、夺权专政，真是前辉后映，历史重演，如出一辙。
载濂、载漪、载澜三兄弟原是惇亲王奕誴的儿子。奕誴是道光皇帝的第五子，比他异母兄咸丰皇帝奕裕恍×臁Ｒ话税司拍贽日p死后，载濂袭爵为惇郡王；而载漪由于过继给一位早死无后的叔叔瑞亲王奕誌，也于一八九四年慈禧六十寿诞时袭爵成为「瑞郡王」。不意「瑞」字被书胥在圣旨上误写为「端」字，将错就错，他就变成庚子年间权倾一时的「端王」了。
【附注】载漪承继的瑞王是奕誌还是奕志，《清史稿》和英文《清代名人传》有不同记载，容续考之。
端王的权势还不止于承袭爸爸和叔叔，他还另有西太后的「裙带关系」，并兼任禁卫军虎神营的总兵（师长）——他老婆是西太后弟弟桂祥的女儿，所以她也就是光绪皇帝载湉的姑表妹。——光绪是西太后的妹妹所生。因此在戊戌政变之后，西后想把光绪「废」掉，再「立」一个新皇帝时，她最后就选中近亲内侄女的儿子，也是载漪的儿子溥儁，时年九岁。溥儁终被册封为「大阿哥」（详见下节）。作为大阿哥的爸爸，则端王载漪的权力，就更上层楼了。
据说为着增强载漪为首的载字辈四兄弟的权力，老太后竟颁赐「尚方宝剑」一把，交载濂、载漪二兄弟执掌。使他二人在朝中有「先斩后奏」的专杀之权。——这一「尚方宝剑」的故事，当时曾传遍海内外。英文《字林西报》（一八九八年十月三十一日）亦有绘影绘声的记载。但其实情如何，笔者因未能细查清宫秘档，只好暂时存疑，以待高明补正。
以上是四人帮中老大老二的故事。老三载澜那时也官拜「辅国公」。在那「公侯伯子男」五等勋爵里，功高不赏的曾国藩不过封「侯」；李鸿章生前只是个「伯爵」；刘铭传只是个「一等男」，都已显贵非凡。四人帮身为「王」、「公」，其权力地位，岂在话下？何况他们又手握兵权，于拳民入京时载澜亦出任禁军的右翼总兵。
至于载勋，他虽非皇族「近支」，却是一个尊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