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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平反决定带回去了。这样，林希翎便成了很少几个没有平反的右派之一。80年代，林希翎被允许出国。台湾把她请了去，希望她能骂中共，给台湾说几句好话。但她并不骂中共，她也不给台湾说好话。人们以为她一定会到美国去，但她却去了法国。显然，她到美国谋生会比法国容易。但她有头脑，认为这样做要高尚一些。现在不知她怎样了？写到这里，实在令人叹惋。
在反右派斗争的高潮中，人民大学教师葛佩琦被打成右派也是轰动一时的事件。葛被划右派没有经过党委常委的讨论，所以当时我对这一事件的经过并不很清楚。现在，为了写这篇回忆录，我特地查阅了他的传记和他1991年出版的回忆录。原来葛佩琦是个老党员，他对党并没有什么不满，也不想在整风中对党提意见。人大党委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他一再谢绝参加。后经反复动员，他勉强参加了，在会上说了几句很一般的话，但就是这几句话，被任意篡改歪曲而打成右派分子。他发言的原意是〃外行办不好大学，不要脱离群众，不要看不起知识分子，党员干部不要生活特殊化，要克服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他是在1957年5月24日发言的。5月27日《人大周报》就刊登了他的发言。其中说：〃不要不相信我们知识分子。搞的好，可以；不好，群众可以打倒你们，杀共产党人，推翻你们，这不能说不爱国，因为共产党人不为人民服务。〃当天下午，葛就去找到人大副校长、党委副书记聂真，指着《人大周报》上那段话气愤地说：〃这不是有意诬陷我吗了〃聂真说：〃葛佩琦同志，你不用着急，共产党是实事求是的，登错了，可以更正。〃
6月8日，《人民日报》以葛佩琦发表反共言论为标题，报道了葛的发言说：〃群众总要推翻共产党，杀共产党人；若你们再不改，不争口气，腐化下去，必然走这条路。总有这么一天，这也是合乎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喊万岁也是没有用的。〃葛佩琦在《回忆录》中说：〃我从来没有说过这段话，《人大周报》刊登的……也没有这段话。这段报道纯属捏造。〃他当即写了更正信，6月9日亲自把它送到了人民日报社（这封更正信，到80年代居然查出来了）。《人民日报》不但不登更正信，还连续发表批判葛佩琦的文章。6月14日，《人民日报》以本报南京电、保定电、沈阳电，同时发表三篇批判葛的报道，当天《人民日报》还发表了《葛佩琦的学生痛斥葛佩琦》的文章。15日，《人民日报》又刊登了某名人批葛的文章。于是，全国大小报刊纷纷发表文章，批判葛佩琦要杀共产党人，一时形成批判葛佩琦的高潮。就这样，葛佩琦被划为右派分子。后来，还定为〃极右派〃，判处无期徒刑。第四部分 反右派亲历记 4。反右派亲历记（4）
从此葛佩琦受尽折磨。不仅他的妻子儿女因他而遭难，连他二哥的家也在1966年被红卫兵抄了，他二嫂被打死，二哥被遣返回山东老家，病中无医疗条件，很快也就死去。
1975年，葛佩琦于不幸中得大幸。党中央对关押中的高级罪犯（抗战时期的战犯和国民党县团级以上的罪犯）实行特赦。虽然当时〃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结束，但葛佩琦却因有国民党少将头衔获得了自由，而且回到了北京。
〃文革〃结束，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葛佩琦为纠正对自己错划成右派、错判成罪犯以及恢复党籍问题，到处申诉奔走。最后还是胡耀邦同志为他作主，才使他的问题全部解决。在这－过程中，有许多好心人、好同志为他帮忙、出力，但也有些人、有些组织成了为他落实政策的阻力。人民大学党委是当初把葛错划成右派的负责单位、按理应及早出来纠正错误。但直到1979年11月12日作出的《关于葛佩琦右派问题的复查结论》，还说葛〃不属于错划，不予改正〃。到1982年，张腾霄（曾在反右倾中受到全国性的人民公社讨论会斗争而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担仕了人大党委书一记和副校长，他在全国平反冤假错案高潮中，主张对葛佩琦的〃复查结论〃重新研究。结果是〃对葛佩琦1957年划为右派分子问题，进行复查，予以改正〃。并没有明确说明是错划。直到1986年2月8日，中共北京市委的通知中才明确指出葛佩琦〃被划为右派的问题，属于错划，予以改正〃。
争取纠正错划右派的同时，葛佩琦还向法院要求改正判罪的错误。1980年，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终于作出《再审判决书》，说：〃经本院查明：原判葛佩琦的犯罪事实、性质和处刑都是错误的，应予纠正。〃
葛佩琦要求恢复党籍的问题，也于1983年5月由中共北京市委解决。市委组织部的决定说：〃恢复葛佩琦同志的党籍，党龄从1938年7月起连续计算。〃要恢复党籍，必须找到1938年的入党介绍人证明，必须找到1942年在西安领导他作地下情报工作的证明人，必须找到1945年派遣他打入国民党东北保安长官司令部、以少将督察名义为掩护做情报工作的证明人。很幸运，葛佩琦所需要的这些证明人都找到了，而且都为他写了材料。当然，这一过程也是很复杂、曲折的。
1984年6月，葛佩琦的一些老同志、老战友在北京烤鸭店会餐，祝贺他的冤案彻底平反。他的入党介绍人刘子久即席赋贺诗一首，诗曰：
中州风雨忆当年，与君共读马列篇。
道路崎岖成往事，疾风劲草有令天。
我仔细地看完有关葛佩琦的这些材料以后，深深体会到，要不是吴老的帮助，右派帽子肯定戴到了我的头上。我后来的经历，绝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如果没有吴老的指点，我不是也会像葛佩琦那样去要求更正吗？而要求更正的结果是迎来全国的大批判！我有幸在他身边工作，所以才能得救。但是，他虽然救了我，却救不了许多他爱惜的人才。甚至连他的一个外孙女婿，因为不在身边（在河北工作），被打成了右派，他也救不了。对此，他虽没有任何表示，但每当他的二外孙女（吴蜀平）来看他的时候，我从旁也能看出他内心的痛苦。吴老啊！您是多么好的中国人啊！中国几千年优秀的文化传统和日本、法国、俄罗斯等世界各国一切先进文化所培养出来的真正的人类先进分子，像吴老这样的人是永远值得人们敬爱和学习的。
在吴老指导下，也在李培之等好同志的影响下，我在反右派斗争中，绝没有存心去害过人，而且是尽可能地缩小打击面，特别是对一些青年，凡力所能及的都为他们说了话。但是，像林希翎那样的〃名人〃，我就实在是爱莫能助。就是像孟氧那样的人，我虽然说了话，开始也起了点作用，最后还是挽救不了。
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高潮是在夏季，但一直延续到秋后，在某些领域和某些地区，仍在进行。例如：社会学领域的全国性反右派斗争，就是秋后进行的。人民大学党组织认为我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学问题有〃研究〃（或了解），就派我去参加了领导这场斗争的党组。其实，我不仅对社会学毫无研究，就是对马克思如何批判社会学也毫无研究。我只是在马克思的著作中，看到他批判社会学鼻祖孔德的一些观点。至于孔德的书，我一本也没有读过。据我现在的记忆，批判社会学的那个党组好像是直属中央（或中宣部）的、组长是谁已记不清了，经常召集开会的是副组长赵守攻，他当时是国务院的副秘书长兼专家局局长。赵和我在中共北方局共过事，他一见我非常高兴。范老（文澜）也参加了这个党组，他是由科学院社会科学部派来的。我见范老后，就向他谈了我在人民大学的情况，并表示希望离开人大到近代史研究所去。他听后对我极表欢迎，并说：〃我那里是和书打交道的，不像和人打交道那样复杂。〃此后，我就想法调动，最后，还是同吴老商量，先把我调到文字改革委员会过渡，直到1962年才正式调到近代史研究所。范老和我虽然都参加了社会学反右派斗争的党组，但我们两人都不积极，不过，对所有那些人被划成右派，我们也都是同意了的。例如：对专家局副局长费孝通，赵守攻把他说得很坏，说费是个大野心家，因此，把费孝通划为右派，我也毫不犹豫地表示同意。1979年，中美刚建交，社科院就组织了一个代表团访美，费孝通和我都是其中的成员。这时，我当众向他表示道歉。他忙说：那不能怪你。我说：把你打成右派，主要的责任当然不是我，但我当时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