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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濮阳没有住多久，彭梦庾就起身往延安，我也就起身赶赴豫东去了。
这时北方局决定在平原分局下面，设立一个豫东区党委、辖十二地委和十三地委，十二地委在水东（黄河改道后黄泛区的东面），十三地委主要在水西。我记得区党委书记是戴晓东，组织部长是王一心。其余的人事安排我已记不清楚了。我现在看到的党史材料，有关豫东区党委的事竟一字也没有。我相信经过认真查考，豫东区党委成立的经过和它的活动情况，总可以搞清楚的。
我到豫东，是刘锡五和我谈的话。他说北方局决定新成立一个豫东区党委，因缺干部，要把王一心从太岳调到区党委当组织部长，把你调去担任十三地委副书记。现在王一心还没有到，你可随部队先走。王一心到职后，由他和你再联系。王原来是北方局组织部的干部科长（刘尚志之后，郭森之前），我们曾共事两三年，非常熟悉。因为形势发展很快，部队走得很急，我也赶紧跟着离开了濮阳。这时十三地委在水西，我也随部队过了黄河。但刚一过黄河，又接到通知，要我赶快到水东去。我于是离开部队，由地下交通带领着再渡河东去。经过黄泛区到了水东的中心区杞县。
大约半个月的时间内，我两渡黄河，并且经过黄泛区，使我对黄河两岸人民的苦难，有了初步然而十分深刻的了解。那一带的人民群众，居无定所，随时迁徒。所谓房屋，只不过四根砖柱，另外有一只小船，系在一根砖柱上。黄河水来了，一家人就到船上住，若水涨过砖柱，他们就驾着小船，四处飘流，随遇而安。等黄河水退了，他们又回到老家那四根砖柱内居住。因为砖柱上刻了字，所以能各回各的家。各家的土地，也可以从砖上的字，按方向、距离和面积测量出来，毫无差错。一般情况下，黄河是秋后退水，人们可以赶回家去种麦。他们种麦的方法很简单，前面一个人拉着犁走，后面一个人用手把麦种放进那浅浅的犁沟里面，这就是当地人所谓的〃犁沟麦〃。因为泛滥的河水淤成的泥土很肥沃，所以〃犁沟麦〃的收成很不错。不过要早种早收，种迟了或收迟了就有被河水淹没的危险。这一带人民主要就靠这一季麦收过日子，实在穷得可怜。家里什么也没有，穿着之破烂，看起来都像乞丐一般。我们在太行听说平原老百姓吃白面，哪里知道他们比吃小米的山西人还苦得多呢。到黄泛区看到的景象，更令人惊异！天是黄的，地是黄的，连自云经过这里也变成了黄色的。纵长至少一二百里，横宽数十里的黄泛区，大部分地方水都不深，可以步行，但脚一踏进去，浅处拔起来已感困难，越深越难拔脚，到更深的地方，则越拔越深，以至有没顶之灾。这和红军经过的草地颇为相似，而这里是黄天黄地，中间还有深浅莫测的黄河流水，更增加人们的恐怖感。
因为有交通员引导，我们是从黄泛区上游的边沿到水东去的。上述的情况，大部分只是看到和听说，并没有亲历其苦。在随部队渡河南下的时候，我的情绪很高，曾写下一首诗记行，名曰《南下》：
中原父老望救星，
天上飞来八路军。
万里黄可今夜渡，
千寻江岸几时平？
壶浆箪食迎郊野，．
戴月披星奔远程。
胜利归来再相见，
房东休怪未辞行。
等到经过黄泛区到了水东，虽然对抗日反攻的形势仍然感到鼓舞，但人民生活的困苦却使我心中感到很难过，连一点写诗的情趣也没有了。
第二部分 难忘的1945年 4。重返太行（1）
毛主席在重庆谈判期间，刘少奇在延安主持中央工作。在了解到东北的情况以后，党中央提出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从延安派出了大批的领导干部和干部队伍到东北去。从华北和华东除派出大批干部外，更重要的是调去大量的部队或部队架子（只有干部没有战士）到东北，决心把东北拿到手。我们在谈判中，不惜把陇海路以南的8个解放区让出，我们的解放军可以缩编到24个师或至少20个师，和国民党军可以保持1∶7的比例。
中央要我们从华北到豫东去的干部和部队都撤回到陇海路以北的冀鲁豫区。我们感到很为难。当我们初到像东时一，特别是我们在发动群众时，老百姓怕我们走，怕变天，问我们走不走？因为新四军在这里曾几进几出，老百姓希望我们老八路不要像新四军那样，要顶住国民党。我们当时为了取信于民，曾信誓旦旦地对群众说：我们要水远和他们共患难、同生死，要与豫东这块土地共存亡。现在，我们到豫东不过半年，而且杞县城也打开了，在群众看来，正是大好形势，而我这个县委书记，大队政委，就可能要弃他们而去，我们怎么好说话呢？从区党委到县委，接到这个撤离的指示后都没有立即向下传达，甚至对县级干部中的本地人，也暂时不让他们知道这个指示。
但本地干部很快就知道了华北的同志要走的消息。他们来问我，我不好再隐瞒，只得如实地告诉了他们，并说我本人还没有接到要我撤退的通知。同志们都热情地挽留我，都说杞县人民都知道我是个好人，一定会用生命来保护我。我听了很受感动，于是决心留下来，如果在地方上实地待不住了，可以随新四军四师行动。在北方局南下之前，组织上就曾打算派我到敌占城市或回四川去工作。看来我到北方来打日本已完成任务，以后似乎应该在南方工作了。
当我把想留下来工作的意见向组织上提出后，这时中央又转来了对李先念撤离中原后当地应如何在国民党统治下工作的指示。大意是：国民党对撤离后的解放区一定会搞阶级报复，因此一方面要在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游击战争、一方而也要尽量争取合法，利用合法手段在白区坚持地下工作。因此，只要还不太红的干部，尽可以和群众一道去〃自首〃，仍然担任着原来或新委任的〃公职〃。只是不允许用党员的面目去自首，如果那样自首，就是叛变，就要开除党籍。
我向杞县的党员干部传达了中央给中原局的这个指示；并表示我愿和大家一起在杞县坚待革命斗争。同时，我还对在杞县这一段工作做了检查和总结。我说：我们对革命形势的估计过于乐观也过于简单了。从全局来看，抗战胜利了，革命形势很好。但豫东地区，特别是我们杞县却很可能变得更加困难。我没有预见到这一点，所以我们在工作中有许多缺点和和错误。我们不该把长期保存下来的秘密党员都提成了干部，这就使他们很难在本村、本地继续工作下去。我们在群众运动中打击的面也大了一些，使我们丢失了一些朋友。但是群众发动起来了，我们的力量强大了，国民党再来，本地人也得考虑实际情况，不敢轻易就和我们拼命。在讨论到我能否在杞县工作时，他们都说能够，认为我来的时间虽然很短，但影响很大，名声很好，不仅基本群众拥护，就是上层人士中印象也不错。因此，在偏僻地区，找个学校当教员还是可以的，不过要改个名字。他们说外来人在杞县做事（当教职员）的并不少，还说我已会说河南话，口音和本地人差不了很多，在群众掩护下是完全可以在杞县站得住脚的。我听了这些话很高兴。因为我有一定的白区工作经验，所以我这时对留下来工作的信心更增强了，何况实在不行时我还可以打游击呢，而打游击我也是有经验的。
会后我便和几个县委同志做了认真的研究，哪些人太红了，必须随部队到华北去；哪些人换一下地方到附近区县安置；哪些人可以留下来，根据情况以农会会员、民兵队员以及乡村干部的面目去登记或〃自首〃；我们研究得很具体，随后就分别和他们谈话，征得本人同意。一切都按中央指示办，进行得还算顺利。谁知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所谓〃揪叛徒〃的时候，造反派说中央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