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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一切都按中央指示办，进行得还算顺利。谁知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所谓〃揪叛徒〃的时候，造反派说中央给中原局的指示是刘少奇搞的，刘少奇是〃叛徒〃，李先念也是〃叛徒〃，应该揪出来。造反派也曾来追查我，想把我也打成〃叛徒〃，我料定他们根本不了解情况，所以并未如实〃交待〃，只推说我离开杞县很早，后面的情况一概不知，他们追问两次，毫无所获，也就算了。第二部分 难忘的1945年 5。重返太行（1） ☆
正当我在杞县布置好工作，准备迎接困难局面的时候，《双十协定》公布了，我党让出陇海路以南各解放区已公之于众。同时又传来了我晋冀鲁豫解放军取得了上党战役的胜利，消灭了阎锡山军队13个师35000余人。中央并指示说，只要能打好几个大胜仗，和平还是有希望的。我这时已拿定主意，不管和平也好，打仗也好，我要在杞县坚持下去，直到革命胜利。并且自以为这次工作布置得早，有预见，而且把困难估计得很充分，因此以后不会在任何情况下束手无策。但就在这时，区党委转来了中央局要把王一心和找调回太行山的通知，说我们两人都是原北方局组织部的干部，现在的中央局是原北方局改组而成的，而组织部的干部全都走了，要我们两人立即返回，不得延误．并且不必经过冀鲁豫区党委了。
这时的陇海路已被国民党军占据，必须随军队才能经过。恰好我撤回华北的第一批部队就要出发，于是决定我们立即随军行动。因这次军队的行动是秘密的，我的行动也必须保密。但在动身的前夜，我还是到大李庄去告诉了那里的4个老党员，要他们按县委的决定办，杞县以后虽然公很艰苦，但最后还是会取得胜利的。同志们一个个都满脸是泪，但又不敢放声大哭，其情其景，令我毕生难忘。眼看东方发白了，他们才拣最僻静的的小路把我送出村。这时两个警卫员牵着马已在那里等候多时，催我赶快上马，别误了部队出发时间，我这才挥泪和村里的同志们告别。
王一心和我一行6人（有4个警卫员），随冀鲁豫的部队过了陇海路，因部队另有任务，我们就只好单独行动了。在过去，几个穿着军装的八路军在敌占区公然行走是不可能的。可现在，日寇投降了，伪军虽然投靠了蒋介石，但蒋在国共谈判中被迫颁布了《惩治汉奸条例》，因此，伪军很心虚，唯恐八路军去打他们。我们了解到这种情况后，就大胆叶穿着军装，带着臂章，骑着高头大马，带着警卫员大摇大摆地由南而北，直奔邯郸（中央局所在地）。我们经过敌人据点时，炮楼上的日寇都已走光了，伪军没有敢向我们挑衅的有的还故意向空中鸣枪鸣炮，仿佛是向我们致敬的。我们很快就到了大名，这时才知道邯郸地区正在打仗，中央局不在邯郸而在峰峰煤矿区。于是我们便绕道从磁县赶赴峰峰，找到了中央局。
我们到中央局时，人们正兴高采烈地庆祝平汉战役的胜利。在这一战役中，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司兼新八军军长高树勋率部起义，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四十军军长马法五以下1。7万余人被俘，因为他们除3000余名伤亡者外、都未曾顽抗，我们便给他们取子一个比较好听的名称，叫做〃放下武器〃而不叫做投降。一次中央局正在开会时，陈赓闯进来向负责同志敬了个军礼后，假装气呼呼地喊道：〃报告首长！，我想当俘虏。〃大家劝他先坐下，然后才问他为什么想当〃俘虏〃？他回答道：〃当俘虏好嘛，受优待，有棉衣穿。当解放军有什么好处呢？活该冻着。〃于是大家便议论开了。觉得先把棉衣发给俘虏而让我们的战土们挨冻不妥，决定现有的棉衣平半分，以后做好了新的也平半分，最后每人一套，这样最公平台理，由此并想到〃优待俘虏〃一词不如〃宽待俘虏〃一词好。在随后向中央的报告中正式提出了这个建议，中央采纳了。
关于王一心和我的工作问题，王一亡因为离开北方局较早，他又坚决要求到东北去，这也符合当时的需要，所以组织上就批准他到东北去了。虽然我也要求到东北去，但这时北方局组织部就只剩下我一个人了，中央局组织部长宋任穷对我开玩笑说：〃我一来，你们原来的人，从部长到科长全去了东北（因刘锡五已早去了东北），这叫我怎么办呢？是不是对我不欢迎呢？〃于是我只好留下。不过．我留下来以后，中央局组织部也只有部长1人（宋任穷）和科长1人（李新），一共两个人而已。
接着，中央局搬回太行山，搬到武安县的伯延镇。难忘的1945年就这样从太行山南下平原开始，又从平原回到太行山告终。
第三部分 在永年做县委书记 1。怎样看暴行（1）
1946年夏，我从北平回到邯郸。那时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的日常工作已由薄一波主持，刘伯承、邓小平率野战军到前方去了。原来的晋冀鲁豫中央局组织部长宋任穷随后也到前方去了，改由王从吾接替。我仍回到组织部工作。很快，王从吾要到冀南去任区党委书记。那时，邯郸市要我去作市委副书记，范文澜希望我到北方大学去作党委书记，但王从吾则希望我随他到冀南去作永年县委书记。我拿不定主意，就去问薄一波，他说由我自己挑。不过他倾向于我到永年县去，因为那里离邯郸很近，却被蒋介石收编的伪匪盘踞着，是我晋冀鲁豫解放区的心腹大患。由我去去年任县委书记，可以协调包围永年的各方面的关系，而且可以与太行包围安阳的斗争相联系，共同对敌。眼看全面内战爆发，敌人将拼命打通平汉线，我们也应加强平汉沿线的工作，不让敌人得逞。我听从发薄一波的意见，决定随王从吾到冀南的永年去任县委书记。
那时冀南区党委在南宫。王从吾起身到南宫前和我谈了一次话，说他已与三地委（永年属三地委）联系好了，要我先到肥乡三地委，随即到永年去，不必再到南宫去绕圈子。大约在〃七一〃前夕，我到了肥乡，见到了地委、军分区和专署的各位领导同志。地委焦书记原在太岳区工作，在北方局和太行分局时期就见过；分区张司令员和我是党校同学；都是老熟人。只有温专员过去不认识，但也一见如故，因为他为人很活跃，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就开起玩笑来了。那时我和于川刚结婚，她几个月前从北平出来，虽已穿上一身解放军服，但一眼看去仍能知道是从大城市来的。加上我们两人都戴着近视眼镜，知识分子的标记特别明显，因此我们便成了大家开玩笑的对象。在这个欢迎的〃宴会〃上，虽没有什么菜肴，但大家谈笑风生，倒也十分欢快。
我们从邯郸到肥乡，从肥乡到永年，都坐〃轿车〃。当然，这种轿车是中国古式的，四个铁轮，由一匹或两匹牲口在前头拉着。平原地区的女人出嫁或走亲戚坐的就是这种车。旧戏《三上轿》里的轿就是这种轿车，并不是人抬的轿。人抬的轿子只有达官贵人才能坐。不过，这种轿车，里面很宽敞，可以铺上软的坐垫，坐着还算舒适，讲究点的，再在轿外加上各种装饰，也还是很漂亮的。我们坐的那辆车大概是从有钱人家借来的，油漆尚新，颇引人注目。要不是因为赶车的人是个解放军，人们定会把它看作是喜车，里面坐的不是一位新娘就是一对新婚夫妇。其实，我们刚好正是一对新婚夫妇。只不过我们结婚，非常革命化，没有经过任何烦琐的形式罢了。今天坐轿车，正好补行一次〃仪式〃，所以我们上车的时候，不由得都笑了。谁知刚上车时很新鲜，坐久了却十分难受。因为我们的行李少，没有什么铺垫，坐在那硬梆梆的座位上很不舒服，加上道路不平，铁轮子又毫无弹性，车里面颠得很厉害，有时能把人颠起来直碰着顶棚，更不用说东倒西歪坐不安席了。车行之慢尤为可怕，每小时只能走上几里地。从邯郸到肥乡不过几十里，走了整一天；从肥乡到永年也不过几十里，又走了一天。我是从太行山下来的人，都感到很厌烦，于川刚从有现代化交通的大城市出来，怎能不从心里发急呢？在休息的时候，我对她说：〃革命嘛，首先就是耐心的锻炼。抗战不就是因为能坚持打到底才获得胜利的吗？〃我用唱歌来安慰她。我从小爱唱歌，会唱的歌数以百计。于是便从〃打倒列强〃唱起，直到把抗战歌曲唱个遍。所有的歌都唱完了，唇干舌燥，还没有到达目的地。〃路漫漫其修远兮〃，屈原的叹息看来是有道理的。当年孔老二驾着老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