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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弃。利用俄占区的前景越来越受到注意。
这种方针的改变可能与日丹诺夫及其追随者的影响日益增长有关，他们想利用东德为基地，向西传播共产主义。远在1945年12月，俄占区的一批工厂已转归俄国所有，而不是予以拆除，并将其产品的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运送到俄国去。据说1946年曾从俄国把棉花、羊毛、麻和皮革输进俄占区使工厂继续生产。在贝尔纳斯的斯图加特讲话之后两个星期，签订了一项协议，决定从俄占区把谷物和家庭用煤运往西德换取钢铁。1947年初，又同双占区签订了一项包括价值一亿零五百万马克货物的类似协议。莫洛托夫7 月份在巴黎表示愿意考虑每年生产一千万吨钢，并且承认德国的和平工业应该有机会在145 更大规模上（超过工业水平计划的规定）发展只要这种工业发展确实是为了满足德国人民和平需要所必不可少的。1946年10月，斯大林对一个美国记者说，他认为德国被允许的工业水平应该提高。索科洛夫斯基对管制委员会说，他认为钢的生产能力应为二千一百万吨（这些话也许一部分是出于宣传，企图与西方盟国争夺德国人心，不过看来背后还存在着一种经济动机）。但是这些事态的发展，使得用现有生产品作为赔偿的问题对俄国更为重要了。他们还对通过鲁尔区的国际化而分享其产品的前景越来越感兴趣。
这种想法有其悠久的历史。战争时期英美自由主义思想家们曾为此进行游说。罗斯福在德黑兰曾经建议把鲁尔区置于联合国家管辖之下。摩根索的计划和史汀生的强烈抗议都包含着这一点。1944年10月，斯大林在莫斯科曾向丘吉尔提过类似的建议，丘吉尔说他“对这个主意也不反对”，在雅尔塔他又对此表示同情。法国一直强烈要求这样做。斯大林在波茨坦又提出这个问题，但那时美国人已另有打算，此事就被搁置作为对赔偿问题取得协议的一个部分。当时这种想法引起了贝文的注意，因为他不“主张把那种性质的另一个武器库奉送给德国那样一个好战的民族而不受任何控制”。他在1946年2 月21日说道，他心里仍然考虑着这个问题；他的直觉是要把这个地区放在国际管制之下，为欧洲的共同利益来利用它的生产。可是实际困难似乎逐渐表现出来了。不管政府属于何种性质，鲁尔区的居民显然仍将是德国人。如果政府官员是在国际基础上配备的，那么他们和当地居民可能会不断产生摩擦，这些居民实际上将被剥夺管146 理自己事务的权利。然而，假定政府是由德国人组成的，如果他们愿意和德国其余部分重新联合，而且他们是很可能这样做的，那么又怎么能阻止他们呢？这就只剩下了一种主张，即在一个作为德国一部分而由德国人治理的国家里，由一个国际权力机构来经营鲁尔工业，这是一种本身就孕育着许多困难的概念，尤其是这个权力机构是要按照管制委员会的原则办事的话。1946年10月22日，贝文宣布英国政府不能接受法国关于使来茵兰和鲁尔区成为独立国家的建议，虽然他认为有可能作出这样的安排，即在停止占领德国其余部分之后，在这两个地区留下一支盟国部队。不管怎样，对俄国人来说，问题一定变得越来越清楚，无论作出什么安排，他们参加伪机会是很少的。
毫无疑问，他们断定人家曾经有意欺骗他们。因此当1947年3 月外长们在莫斯科开会考虑德国问题时；莫格托夫重复提出一百亿美元赔偿的要求，同时要求废除双占区联合协议。他提出作为回报的仅仅是答应重新考虑建立中央行政管理机构。大概他认为俄国人真正想要的东西，英国人和美国人很可能什么也不答应，因此他把价抬高尔会失去什么。美国人可能准备考虑允许从现有生产品中拨给一定数量作为赔偿，以换取对方同意一个较高的工业水平，他们不打算拿它来换敢波茨坦协定业已规定的经济统一。不管怎样，俄国人正在他们的占领区内取得现有生产品，看来他们从来就不怎么关心工业水平计划中关于决定拆迁什么厂和留下什么厂。他们一定认为在西方重新运交赔偿物资中，他们可能得到的额外物资，还不足以补偿他们在自己占领区内自由行动所可能受到的限制。就西方盟国来说，它们认为自己是被迫采取权宜之计，把西德树立为一个单独的实体，只有在得到比俄国人准备提出的还要具体得多的合作保证作为报答时，才能众弃这个计划。因此，莫斯科会议以僵局告终，当第二年秋天在伦敦继续讨论时，各方的态度没有丝毫改变。而且在那时，俄国人已采取决定性的步骤，拒绝147 在马歇尔计划中进行合作。管制委员会继续开会，到1948年3 月为止。委员会有时能够在个别措施上取得一致意见，特别是在具有消极的反纳粹性质的问题上。管制委员会最后一项重要工作是为莫斯科会议准备一份报告。但甚至那份报告也主要是一纸阐述分歧意见的声明。对一些原则问题的协议毫无进展。在许多特殊计划方面，关于币制改革就无法制定一项共同计划。这里的主要障碍显而易见纯粹是有关新币发行的控制问题。美国人在发行军政府马克纸币以后，不准备让纸币印版转入俄国人的自由控制之下，而俄国人也不准备让一个独立的权力机构在他们的占领区内不受限制地进行工作。进一步的障碍不只是盟国间缺乏信任，而是关于建立德国中央机构的整个问题，因为建立某种中央发行银行，几乎是币制改革所不可缺少的前奏，而只要德国仍然分裂成两个或更多个独立部分，推行不相一致的经济政策，这样一个银行就很难发挥作用。俄国人把币制改革看成是社会重新调整的一种手段，西方盟国则将其看作是恢复战前安定的一个途径。由于西部的情况好转，委员会在这方面的失败就越加严重。因为从一方面看，如果要继续进步，币制改革越来越有必要；从另一方面来看，如果单独行动，显然会加深东西德之间的裂痕。拒绝向一个方向移动，反而要越来越不可避免地走向反面。
第六节 “异乎寻常的严寒期”
在战争期间，纳粹政府大量增加公债和货币流通量，但由于严格执行物价和工资冻结措施，阻止了由此而自然引起（在缺乏任何相应的增产情况下）的通货膨胀。结果是货币保持了它的票面价值，却失去了它的通常目的。占领当局从本国带来了这样的信念，那物价飞涨乃是一桩坏事，要不惜任何代价予以避免。因此他们忠实地维持纳粹的稳定物价政策，虽然他们执行这种政策的权力由于种种原因而被降低了。然而他了却放弃了复杂的组织共同基金和补贴金的措施。这种措施在所有国148家，包括英国，一向是维持物价稳定所必需的。货币流通量进一步增加，尤其是因为俄国人印发了占领区马克。管制委员会在1946年5 月同意大量增加税收来吸收一部分多余的货币，但这样做产生了新的赤字，而原来有的赤字却并未消除。在1945—1946年的条件下，工业效率和生产力急剧下降，单位成本因此增加。然而销售价格却受到和其他价格同样的冻结。结果是如果物价管制行之有效，企业就会受到破产的威胁。代之而起的是出现两种物价制度，一种是官价，一种是黑市价格，更经常发生的现象是相当数量的产品并未进入市场，却在以货易货的交易中处理了，或是留待能获取相当利润时抛出。“据一个具有特殊地位能够作出判断的德国人估计，重工业以外的工业产品，现在有百分之三十未列入虽送管制委员会的报表中。”
实际情况是，自从纳粹统治初期以来，德国当局（占领国亦然）曾试图推行一种制度，在这种制度中，经济资源的流动主要是根据官僚机构的命令而不是依靠财政上的吸引力。他们取得的成就竟至使金钱成为无用之物。他们所未曾预见到的是官僚机构的命令也会丧失效力。如果这种情况发生，整个经济生活就会有崩溃的危险，因为一个现代工业社会不能靠以货易货来起作用。大家逐渐明白，一定要想个办法来使货币再次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但是只要意识到币制改革不可避免时，人们当然不会象平时那样去保留现金了。
立即产生的一个后果是。1946年收获季节后，竟然不可能从农民那里征收到正常的上交农产品。他们如果把产品交给当局，那就只能换到毫无价值的货币。倒不如把东西留在农场里，向城里人换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