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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某些事物的性质所致，君主的枢密院与法院之间存在着一个矛盾。枢密院应该拥有较少的人员，而法院则应该由较多的人员组成。其原因在于，枢密院商议和处理事物带有一定程度的感情色彩，甚至受感情支配，这就注定只能由四个或五个人主持事务。正相反，法官却需要的是冷静，对所有的案件都要以某种方式加以冷漠地区别。
第七节
单一的审判官
这种单一的审判官只存在于专制政体之中。在罗马的历史中，我们看到单一的审判官是如何滥用权力的。阿庇乌斯在他的法庭上是怎样藐视法律，他甚至破坏他自己制定的法律；这有什么奇怪？狄特·李维向我们描述了这位十大法官中的一员，怎样对法律作出不公正的解释。他曾暗中指使人当着他的面索回维珍妮作为女奴；维珍妮的亲属按照他制定的法律主张，在判决确定之前，应该先将维珍妮交由她的亲属。而阿庇乌斯却宣称，他所制定的法律只是为着父亲的利益，维珍妮的。父亲既然不在场，该法律便不适用了。
第八节
各种政体下的控诉方式
在罗马一个公民可以控告另一个公民。这是与共和国的精神相符合的。这种精神在于，每一个公民对于共和国的利益都应有无限的热忱，并且应当使每一个公民都感受到，他们的手中掌握着国家的一切权力。到了皇权统治的时代，共和的准则仍然为人们所遵循，然而不久便出现了危害国家的人、告密的人。他们都是一些凶顽狡黠、灵魂龌龊、野心勃勃之辈；他们寻找罪犯，将其绳之以法，借以取悦君王。这便是一条获得荣华富贵之道。这种伎俩在我们的国家里是看不到的。
现在我们拥有一项很好的法律，即君王是为执行法律而设，每一个法庭都应由他指派一个官员，以他的名义对各种犯罪提起公诉；因此，检举者的作用就不为人所知了；如果这位公诉人有渎职嫌疑的话，人们将迫使他指出原检举人的姓名。
柏拉图在他的《法律》一书中指出，由于疏忽而未向官吏检举或给予协助的人，将受到处罚，这种做法在今天是不合时宜的。检察官将保障公民的利益；他履行职责是为了公民们获得安宁。
第九节
各种政体中刑法的轻重度
严厉的刑罚比较适用于以恐怖为原则的专制政体，而绝不适用于以荣誉和品德为原动力的君主政体和共和政体。
在政治宽和的国家里，爱国心、廉耻心、畏惧责难的心理，都是某种约束力，它们能够有效地阻止某种并不需要施以强力。
在这些国家里，一个有良知的立法者热中预防犯罪应甚于惩罚犯罪，注重激励良好的社会风范应多于施用刑罚。
中国的著述家们有一种永恒的评述，在他们的帝国里，刑罚愈严厉，革命就愈接近。这是因为世风每况愈下，刑罚便愈严厉的缘故。
在所有的国家或者说是几乎所有的国家里，刑法的增减与人民获得自由程度的大小成正比，这一点很容易得到证明。
在专制国家里，人们的境遇异常悲惨，以至于人们对死亡的恐惧更甚于对生活的珍惜。因此，那里的刑罚就更为严酷。在政治宽和的国家里，人们对丧失其生活的恐惧感更甚于对死亡的畏惧。因此，在这种国家里，刑罚只需剥夺人们的生活就足够了。
极端幸福和极其不幸的人，都同样倾向于严酷。僧侣和征服者就是例证。只有身处平凡和命运顺逆兼容的人才具有温柔和怜悯之心。
个人所面对的一切，也是所有国家面临的事情。在野蛮人居住的国度，人们遭受艰苦生活的磨难；在专制国家里，只有一个人受到幸运之神的极端恩宠，其余所有的人则受尽凌辱；这两种国家的人同样都是残忍的。仁慈之光只笼罩着政治宽和的国家。
当我们从史书上读到苏丹的残酷的司法例证时，不禁以某种痛苦的心情感到人性的各种邪恶。
在政治宽和的国家里，对一个有良知的立法者而言，无论什么都可以用来作为刑罚。斯巴达运用的最主要的刑罚之一，便是不准许某人把妻子借给别人或是接受别人的妻子，而只允许他与童贞女子同宿，这岂不是不可思议的事吗？总之，法律认为什么可以成为刑罚，什么就将是有效的刑罚。
第十节
法国古代的法律
在古代法国的法律中，我们可以找到君主政体的精神。在被处以罚款的案件中，贵族所受的处罚要比非贵族重 ＇4＇ 。但是在刑事案件中，情况则完全相反，接受处罚的贵族只会丧失荣誉和法庭上的答辩权，而没有荣誉称号的平民则只有接受体罚了。
第十一节
具有道德感的人民可以减少刑罚
罗马的人民具有诚实的性格。这种诚实具有强大的力量，所以立法者常常只需向人民指明正确的方向，让人民遵循就足够了。对于他们似乎只要劝告，并不需要命令。
到了共和国时期，由于《瓦烈利法》 ＇5＇ 和《鲍尔西法》 ＇6＇ 的设立，先前的《君王法》和《十二铜表法》中规定的刑罚几乎被完全废除。自此，从未听说共和国因此而治理的比从前差，政府管理也未因此受到损害。
瓦烈利法禁止官吏们以任何手段损害曾向人民提出申诉的公民，违反者则被视为凶恶的官吏加以处罚。
第十二节
刑罚的力量
经验告诉我们，在刑罚轻微的国家里，公民精神所受到的影响，如同刑罚严酷的国家一样深刻。
当一个国家产生时弊时会发生什么情形？暴戾的政府便想立即加以消弭。政府并不考虑施行旧有法律，而是设立新的酷刑，以便立即制止弊害。但是，当国家的力量被用尽时，人们的思想中也适应了严刑峻法，就如同对宽法轻刑也会适应一样；当人们对轻刑的恐惧感减弱时，政府就会每每遇事推出严刑。在某些国家里，时常发生拦路抢劫，为了制止这种祸害，人们便发明了车辙碾杀刑；这使抢劫暂时停止。然而不久，大庭广众之下的拦路抢劫又和从前一样了。
而如今，士兵开小差是极常见的事；人们以设立死刑来阻止逃亡者，然而逃亡并未减少。其理由是极其自然的：一个士兵习惯于每时每刻将生命置之度外，这样便会轻视生命的冒险，或是以蔑视生命危险自得。而作为士兵又总是会惧怕羞辱，因此，应该给予他一种会使他终身蒙受耻辱的刑罚 ＇7＇ 。看来刑罚是加重了，实际上却是减轻了。
治理人类不应该用极端的方法；我们对于自然给予的统帅民众的种种手段的使用应该慎而又慎。如果我们考证一番致使人类放纵不羁的所有原因的话，便会看到，都是因为对于犯罪行为不加惩治，而并非由于宽松的刑罚所致。
让我们顺从自然！自然给予人类以廉耻心，就如同受到鞭笞一般。就让不名誉作为刑法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吧！
如果在一个国家里，刑罚不能使人产生廉耻之心的话，那一定是由于暴政所致，因为暴政对于恶棍和正直的人施以相同的刑罚。
如果在一个国家中，人们不敢轻举妄为是出于对酷刑的惧怕的话，便可以断定，这主要是由于政府的暴戾，这种暴戾体现在对有轻微过错的行为施行酷刑。
经常有立法者，试图纠正某一个弊端时，仅仅考虑纠正这一弊端本身；他的目光只盯着一个目标，却对纷繁的弊害视而不见。当弊端一旦被纠正，人们所看到的只是立法者的严酷，而国家中却遗留下某种由于这种严酷的做法所导致的弊害；近而使人民的精神世界被毒化，适应其专制主义倾向。
里山大战胜了雅典人；在对雅典俘虏审判时，有人控告雅典人曾把两条战船上的俘虏全部推下悬崖，并在其议会的决议中规定，对抓获的俘虏一律斩去双手。因此，除了曾经反对过这一决议的阿迪蔓蒂斯之外，其余的雅典俘虏被尽数屠杀。在腓罗克列斯被处决之前，里山大斥责他说，是他破坏了人民的精神世界，把残忍教授给了整个的希腊民族。
普卢塔克说：“阿哥斯人处死了一千五百个自己的公民；雅典人曾经为此举行赎罪祭，希望神明能使雅典人的心灵永远避开这种残酷的思维。”
有两种形式的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