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o，1907），pp。30－60．1 Poynet，参见他的 Treatise on Political Power．
新教的惩罚理论
＇1＇宗教影响国策之方式，以天主教为例不如以新教为例更易于查证：因为天主教教义的表述是不可动摇和一成不变的，而重大社会问题并非出现于一时，解决的办法也因时而异。宗教改革者们未能建构起一部完善的、和谐一致的教义法典；但是他们不得不给新神学补充一套新规则，用以指导信众处理无数的问题，教会的惯例，便是针对这些问题而在各时代的经验中发展出来的。虽然新教的教义体系在他们那个时代没有完善，新教的精神却使他们有着比后世更纯正强大的活力。当一种宗教被实施于社会和政治领域时，必须考虑的是它的一般精神，而非特定的信条。因此研究新教施行的诸方面，更可信赖的途径是求助于改革者的著述，而不是求助于新教神学；前者更有权威，因为它们之间具有更多的一致性。在所有改革者认识一致的政治或社会问题上，而不是在他们意见歧异的神学问题上，我们更有把握发现真正的新教观点；因为共同观点必须建立在共同的因此也是至关重要的因素之上。进一步说，如果这种观点似乎损及他们的实际关切，一味坚持会使他们做出牺牲，则我们就更可相信，它与他们的根本见解之间有着必然联系。
这一规律最重要的例证就是新教的宽容观。改革者对宗教自由的看法，并不是一些支离破碎、同其教义没有关系的偶然意见，或是在他们的生存境况的启发下形成，而是他们神学理论的产物，是他们的政权和教权思想的结晶。世俗自由和宗教自由常常挂在人们嘴边，现实中却非常罕见。因此，对于它们的明确涵义和它们的相互关系的原理，人们显然知之甚少。它们的契合点，即二者生命力的共同根源，是自治的权利。有一种现代理论，它打倒除国家权威之外的一切权威，通过扩大权力主体的范围而使主权权力成为不可抵抗的权力。这种理论是包括宗教自由在内一切自由的敌人。它把所有管理自己事务的精神团体和共同体、阶层或社团，一概斥为国中之国。它通过宣布废除特权，解放了上述自治权威下的臣民，使他们转而绝对服从它自己的权威。它只承认个体的自由，因为惟有在个人那儿，能把自由和权力分离开，能够剥夺有条件服从的权利剥夺有限命令的保障。因此，在它的统治下，每个人都可以或多或少自由地选择自己的宗教；但是他的宗教不能自由地实施自己的法规；换言之，宗教信仰是自由的，但教会的治权受到控制。然而在教权受到限制的地方，宗教自由事实上便被否认了。
因为宗教自由不是不要任何特定宗教的消极权利，正如自治不是无政府状态一样。它是宗教团体实践其信仰，享有其宪章，保护其法规的权利。这些权利也是其全部独立性的保障。它的最佳保障远非一种普遍的宽容，而是一种有限的宽容。在一个冷漠的国家，即没有任何明确宗教特征的国家（如果此种国家是可以想像的话），不可能存在任何教会的权威。一个教阶组织不会见容于没有教阶的宗派或仇视一切宗教的敌人；因为它与鼓吹个体自由的流行理论相矛盾。单一宗教也不可能是自由的，除非它使国家臣服于它。因为政府会藉维护教会的统一谋求自己的利益，从而限制着这个受到扶持的教会的自由。涉及宗教自由的最激烈最漫长的冲突出现在中世纪，一方是没有对立教会的教会，另一方是积极维护教会绝对优势地位的国家。在日耳曼的皇帝中，腓特烈二世既是教会最残暴的压迫者，也制定了许多血腥的法律来镇压长期流行于欧洲许多地区的异教。西班牙的宗教法庭既维护国民的宗教统一，又对西班牙教会施行了最严格的限制，在英国，完全控制着国教教会的君主，极其严厉地要求人们的信仰与国教保持一致。因此，只有承认不同宗教的共存，承认它们享有按各自原则实行自治的平等权利，宗教自由才是可能的。宽容谬误是自由之必需，但是，只有现实的多样性不再受到限制，教义的统一不再继续维持，或者统一之存在是因为真理而非强力，凭藉教会而非国家，自由才是最完善的。惟有在权利神圣、法律至上的共同体中，才能够获得这样的自由。如果像在家长制的贵族政体和君主政体中那样，服从权威和维持秩序被视为首要义务，无论个人自由抑或宗教自由皆无保障可言。如果像在民主政体和法国式的君主立宪政体中那样，公共福利和民众意志最受重视，多数便成了权威，不可抗拒的权力便取代了神圣的原则，所有的私人自由皆被置于危境之中。真正的自由学说摒弃一切绝对权力和独断专行，’要求把专制的或革命的政府置于人民的控制之下；但是它也发出告诫，除非为了纠正革命或暴政，造反是有罪的。为了理解新教改革者的宽容观，考虑问题时必须参照这些要点。
当宗教改革是个人的反抗而不是有组织的行为时，当世俗权力致力于支持教会的权威时，这场运动的发起者不得不要求，他们不应因为自己的意见而受到惩罚，对于政府干涉宗教信仰的权利，他们所持的言论和宽容之友的言论相似。任何一种宗教派别，不论其理论具有多少排他性或奴役性，一旦与一种公认的、为法律所保护的理论体系相抵触，那么从它出现的那一天始，它必然会致力于保护良知自由的观念。在新权威得到确立、旧权威被取代之前，存在着一个必然要求异议权的阶段。路德在与罗马教廷抗争之初，没有可求助的对立权威，没有支持他的教会组织，世俗权力也不站在他那一边，甚至他最初的信义论所引起的论战，也尚未形成明确的体系。他最初的努力就是采取敌对行动，他的布道充满进攻性，他求助的对象是广大民众。他的《新约》译本遭禁，使他确信君主的支持是不可指望的，于是他出版了论述世俗权力的著作，并断言它超越了使徒时代以来所有同类著作。他在书中宣称，国家被赋予的权力仅能用来惩治邪恶，而不能强制良善。他说： “君主若是命令人们屈服于愚昧的谬误，就不应服从他们；但是亦不可祈求他们去弘扬上帝的福音。”让异端改邪归正，必须仰赖《圣经》，而不是火刑，不然刽子手岂不成了最伟大的神学博士。在写下这些话时，路德料想将会招致教皇的革除教籍令和皇帝的禁书令；几年之中，他都在担心是否能逃过他所谴责的那种惩罚。他一直生活在遭人暗算的恐惧之中，他的不安成为教友们开玩笑的材料。他一度认为，波兰主教雇佣了一个犹太人来取他的性命；一个无形的医生正赶来维登堡谋害他；他布道的讲台浸透了神秘的毒药。这种惊恐支配了他早年的著述，它们并没有真正反映他的观点，他还没有坚强到敢于将其公之于众。
茨温利派的决裂、再洗礼派的兴起和农民战争改变了局势。路德从中看到了他的个人判断权和异议权理论的成果。某些背弃义务的原则曾使他抛弃对罗马的忠诚，而现在，保护他的教会以反对这些原则得到落实的时刻已经来临。社会战争走向极端，有可能使运动丧失上等阶层特别是政府的同情。随着农民的失败，宗教改革的群众阶段在欧陆也终于结束。路德说：“魔鬼借助教皇没有把他打倒，现在又想通过叛乱与流血的鼓吹者致他于死地。”他立刻从人民转向君主，使他的教派染上了政治依附的性格和对国家消极服从的习惯；此后它便一直保持着这种习惯。他还给予它一种用别的方法无法获得的稳定性。他就是这样在世俗权力的怀抱中找到了避难所，用牺牲自由换来了对他的教义的保护，并把控制权和用刀剑贯彻这种控制的义务一并交给了国家。路德这样做，实际上是背叛了他最初的主张。他的专制本性使他厌恶任何自由的概念——不论是政治自由还是宗教自由，皆与他对《圣经》的解释相抵牾。早在1519年，他就说过，即使土耳其人也应被尊为权威。在他看来，农民们所忍受的无耻奴役和肆意践踏并没有给予他们得救的权利；当他们揭竿而起，呼唤他为拯救者的时候，他却敦促贵族们不要心慈手软。他们的罪恶在于他们是受宗派精神的鼓动，而路德最重要的利益所在，就是镇压这种精神。
整个南德意志的新教权当局因为战胜了再洗礼派而陷入困惑。证明该派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