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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所在，就是镇压这种精神。
整个南德意志的新教权当局因为战胜了再洗礼派而陷入困惑。证明该派政治信条的革命性颇为不易，在他们的信条中，惟一具有颠覆的成份就是，他们和天主教徒一样认为国家没有宗教责任。因此，他们所以受到惩罚，是因为他们教导说任何人不应因自己的信仰而遭受痛苦。纽伦堡的地方官员不知如何指控他们。他们似乎不比天主教徒更坏，当时并不存在铲除后者的问题。著名的奥西安得尔认为这种迟疑不决的态度是不合逻辑的。他说，教皇党人亦应被镇压；只要不这样做，就无法判处并不比他们更坏的再洗礼派人极刑。人们就此请教路德，他断定他们不应受到惩罚，除非他们拒绝服从政府的命令。神学家们也向勃兰登堡侯爵建议说，一个不能被《圣经》感化的异端分子应受处罚，但是在判决书中不要提及异端，仅说他有叛逆和谋杀意图，尽管他并无此等罪过。这种计策使大批人送了命。
路德高傲而坦诚的灵魂鄙视这种伪饰。他抛弃所有的含蓄隐晦，开诚布公地说明了自己关于国家对教会和人民的权利和义务的想法。他的第一步就是宣称，排除异端是世俗权力的职责。他并不要求统治者在履行职责时应以正统神学家的思想为指导；但是他认为这种职责本身是强制性的。为了符合《圣经》是万物惟一的指导这个根本原则，他用一些圣经故事来解释和证明那种职责。他辩解道，摩西律法判处伪先知死刑；根据《新约》尊敬或维护上帝的尊严，其真诚和热烈不比根据《旧约》来得少；在更完美的启示中，有着更大的责任。不听从教会者必须被革除教籍，但是当教会宣布剥夺某人教籍或强迫某人人教时，世俗权力可以进行干预。因为，根据教会更准确的定义，即《施马卡尔登信纲》（the Confession of Schmalkald）和《奥格斯堡信纲之辩护》（the Apology of the Confession of Augsburg）中的定义，驱出教会意味着永罚。在教会之外，毫无得救的希望。反对教皇、魔鬼和整个世界是否符合正统，其检验依据是因信称义的理论。
根据该理论，保护宗教不仅是世俗权力的义务，而且是其制度的存在目的。它的任务仅仅是强制教会之外的人。信徒不是它的行动对象，他们遵从自己的原则行事，高于法律的要求。路德说：“树好，结出的果子自然好，这无须强迫；对一株结出果实而非荆棘的苹果树施以法律之斧钺，岂不是疯狂？”＇2＇这种观点自然是源于凡信仰《奥格斯堡信纲》者必能得救的信条。它是路德政治学说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因为它在建立起新教专制政府的同时，也否定了天主教政府的权威。新教和天主教的不宽容在这里走到了一起。假如建立国家是为促进信仰，那么对有着另一种信仰的国家就不能表示丝毫的服从。新教徒不应做天主教政权的忠实臣民，因而他们也不会得到宽容。异教徒在正统国家中无权利可言，异教君主对正统臣民亦无权威可言。因此，路德越是鼓吹反抗有罪和权力神授，他在天主教国家中的影响就越具有颠覆性。不论是对抗天主教国家还是促进新教暴政，他的学说同样具有革命性。他没有政治权利的概念。他不曾在《新约》中找到这种权利的权威根据，而且他认为正义无需靠机构来展示自身。
同样，因为在《圣经》的字句无望找到依据，使改革者们得出了一些比他们的国家观更悖逆基督教道德的结论。当卡尔施塔特引证摩西律法为多妻制辩护时，路德被激怒了。他说，如果让摩西律法统治万物，我们就应该行割礼。然而，因为《新约》中并无禁止多妻制之表示，改革者们也无法予以谴责。他们没有从神法的角度去禁止它，而将它完全留给世俗立法者去决定。这也是路德和梅兰希顿对待这一问题的方式。英国对此问题的最终解决途径是脱离天主教会。当后来菲利浦地伯利用路德的这一意见和他更早的观点时，改革者们不得不同意他可以拥有两个妻子。梅兰希顿参加了第二次婚礼，他提出的惟一条件就是此事不可张扬。路德神学中的这种观点和他对天主教会看待《圣经》的方式的反对态度，也使他相信占星术和嘲笑哥白尼的学说。
他对于《圣经》权威的见解和他的因信称义说，阻止着他去赞美自由。他说：“基督徒的自由存在于这种信念：我们的虔诚和得救无需借助于机构来实现。”就这样，他成了消极服从理论的发明者，照此理论，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证明反抗的正当性。无论被反抗的一方犯的是什么罪，无论反抗一方的目的多么正当，受到肯定和支持的都应是前者。因此，他在1530年宣称，德国各地领主无权为了保护自己的信仰反抗皇帝。他说：“忍受不公是基督徒的义务；皇帝违背誓约或未尽义务，并不能使他失去要求臣民五条件服从的权利。”＇3＇在他看来，即使帝国是个专制政体，也应如此，因为他根据《圣经》认为，它是四个君主政体中最后一个的继承者。他希望看到将来有一个新教皇帝，于是他宁可屈服，也不愿反抗；因为反抗成功将导致帝国解体，而反抗失败则是对新教徒致命的打击。他总是惮于从自己有关新教徒对天主教君主的义务的理论中，推导出合乎逻辑的结论。有鉴于此，兰克断言这位最伟大的改革者也是迄今为止最大的保守主义者。他的传记作者于尔根斯的评论更具洞察力：像他这样既是个伟大的秩序破坏者，又是个伟大的秩序维护者，历史上可谓绝无仅有。他们两人都没有看出，革命和消极服从皆源于相同的原则，差别仅仅取决于实践者的性情和外部环境。路德的理论显然不利于新教的利益，因为它赋予天主教保护天主教国家的权利。他故意对这种矛盾视而不见，用权宜之计去调和理论，意在用其学说所给予君主的巨大好处诱惑他们全都采纳它。因为，除了这种抚慰性的因信称义论——“一种首创的、似是而非的、充满诱惑的、有力地对抗着罗马的、似乎有先见地被善加改造以适应以后的时代精神的理论”＇4＇——之外，他还送给君主们这些贿赂：教会的财富、教会权威的独立、一夫多妻制的便利和绝对权力。他告诫农民，除非他们能劝说政府下达命令，便不能武装反抗教会。然而在1522年，他考虑到愤怒的人民也许会不顾其忠告而处死天主教教士，他敦促政府镇压人民，因为合法的权威不可能犯错误。他相信统治权力将站在他的一边时，便对其范围不加任何限制。他说，即使是出于最良好的动机，认为国王们能够避免偶然的不公也是荒唐可笑的；因此，国王们特别需要的不是对权力滥用的制约，而是对罪恶的宽宥。因此，他希望这种为了保护信仰而集中在统治者手里的权力，能够被用来严惩堕落的人们。这些人既无美德亦无政治权利，只有皈依，才会行善。因此，他要求，应当严惩一切罪行，运用世俗权威强制人们皈依。他把缓和了司法的仁慈斥为教皇式的迷信。
他提倡酷政，当然主要是为了有效地促进他所认为的建立政府的目的。教士有权支配人们的良知，但是他认为，他们应当得到国家的支持，后者要坚决惩罚不法之徒，肃清谬误，尽管不可能涤荡罪恶。他还主张，政府宽容异端，就是未尽到保护易被异端引诱的灵魂的责任；就像埃策希尔打碎铜蛇以防止偶像崇拜一样，必须废止弥撒，因为弥撒是最可恶的偶像崇拜。1530年，有人提议将有争议的事项留待未来的公会议解决，路德则宣称在此之前也不能宽容弥撒和修道生活，因为纵容谬误是非法的。他在给萨克森公爵的信中写道：“如果你容忍天主教的崇拜仪式，那将给你造成沉重的良心负担，因为任何一个世俗君主都不会允许他的臣民为对立的教义所分裂。天主教徒无权抱怨，因为他们没有用《圣经》证明其教义的真理，所以信仰它并不符合良知。”＇5＇只有当他们像犹太人一样，承认自己是基督和皇帝的敌人，同意作为社会的流浪者而存在，他才可以宽容他们。他说“对异端分子不可与之争论，只应充耳不闻地予以惩罚。在将他们施以火刑之时，信徒们应当追查邪恶之源，用天主教主教和教皇的血去洗自己的手。教皇是一个伪装的魔鬼。”＇6＇
包含在路德的学说中但是他没有着意阐发、应用和论证的惩罚原则，被梅兰希顿这位更冷酷的天才发展成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