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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斐逊用这些信条推翻了美利坚的共和主义，从而也推翻了共和国本身。
希尔雷思对1801年杰斐逊就职时两种体制的斗争描绘如下：“从党派界限清楚划分的那一刻开始，反对派就已拥有数量上的优势，惟有联邦党人超凡的精力、智慧和实践技巧与之对抗。在华盛顿伟大而受人尊敬的名望以及无与伦比的影响力的支持下，他们得以支撑八年，度过一场艰苦卓绝的和不确定的斗争。联邦党以华盛顿和汉密尔顿为领袖，表现出经验、审慎、实践智慧、纪律、保守的理性和国家的本能。反对派以杰斐逊为首，表达着国家的向往、愿望、理论——其中有不少热情而不可行——特别是它的感情、它的好恶、它对于限制的不耐。联邦党人在狭小的地区占有优势，在这些地方，集中的人口造成并有助于维持制度的复杂性，以及对社会秩序的尊重。随着人们有了更加密切的接触，此二者成了生存更为绝对必要的因素。反对派的极端民主观在所有更广大的地区获胜，那些地方人口分散，个人对奴隶家庭拥有专制权，从而使社会处于不成熟状态。”＇31＇在多数没有义务，少数没有权利，凡是能做到的就属合法的原则之下，出现各种措施，使合众国一部分人的权利和利益受到最专制的压迫，也就在意料之中了，因为对于他们不存在任何保障和救助。联邦党人深感忧虑，以致于汉密尔顿在1804年写到：“杰斐逊的偏激观点和对弗吉尼亚的抱负的嫉妒，在新英格兰地区是对良好原则的并非微不足道的支持。但这些事情正在导致一种意见，即合众国的分裂是有利的。”＇32＇
杰斐逊已为这种危险提供了事例，他在与布尔上校竞争总统职位时，就把自己的当选归功于这些危险。他在1801年2月15日写给门罗的信中说：“如果允许他们通过一项法律，把政府置于行政长官手中，他们必定会阻止选举。但我们认为最好一劳永逸地、公开和坚定地宣布，一旦那样的法律获得通过，中部各州便会武装起来，一天也不会屈从于这场阴谋。”
不久之后，发生了一件事，促使杰斐逊将他的原则付诸实践。他所采用的方式使东北部各州大为恐慌。在拿破仑柏林条令和英国议会条令的影响下，他决定颁布对所有美国船只的禁运令。他给国会送去一份紧急咨文，参议院在关起门来辩论了四个小时后，批准了这项措施。众议院的辩论也是秘密进行，但持续了好几天，而且为取得分组表决常常延至深夜。法案于1807年12月22日通过。在这件事上听不到公众的声音，那些受法案打击最大的人们大惊失色。这为政府秘密和快捷的行为提供了一个明显的事例，但这种政府通常并不以这些特性著称。禁运令对于新英格兰拥有船舶的州是重重的一击。其他各州受此影响甚小。汉密尔顿说：“这个国家的自然条件似乎把它的各行业分为不同的阶层。有海运的州和无海运的州。北部可以恰当地称为海运州，南部似乎既不拥有海运工具，也不拥有航海精神。条件的不同自然导致利益和对外贸易观点上的差异。”＇33＇
于是，这条法律，在北部那些州招来一片怒斥。马萨诸塞的昆西在众议院宣布：“让新英格兰人民离开海洋，就像不让江河奔流人海一样不合情理。他们不相信任何这类法律的合法性。他可能被告知法庭已经解决了那个问题。但在法庭上裁决了一个问题是一回事，在人民面前裁决它是另一回事。”＇34＇
即使从司法观点来看，制定这种法律的权利也是很可怀疑的，这件事是司通理第一次参与公共事务，他说：“我认为禁运令是在宪法之下走到了立法权极限的法案。它处于宪法的最边缘。”＇35＇（34）
后来在南方派手中变得十分重要的州权原则或州拒绝执行的原则，在这件事上因为北部的利益而得到了清晰的表达。康涅狄格州长却穆伯尔召集立法会议，他在开幕词中称，在紧急关头，当国家立法机关逾越其宪法权力时，州议会有权利和责任“在人民的权利和自由与联邦政府所称的权力之间插入他们的防护盾牌。”＇36＇
他们更进一步，准备从合众国退出，而这给了反对派后来在十分相似的场合加以效仿的先例。伦道夫警告行政机构，它们正在很快地重蹈诺思勋爵的覆辙。＇37＇
约翰·昆西·亚当斯在国会宣称，已经出现退出的决定。他劝告说，“禁运令持续的时间过长，肯定会受到暴力抵抗，州立法机构，甚至州司法机构，都会支持这种抵抗。……多年来，它们的目标一直就是解散联邦和建立一个分立的邦联。”二十年后，当亚当斯成为总统时，这一陈述的真理性受到质疑。那时形势已经转变，南部正在否决国会为东北部诸州的排他性利益而立法的权利，而其自己则积极地从获利角度支持联邦当局。重要的是，不应相信从他们嘴里说出的话，毋需证明，他们正在反对的原则，也就是他们自己开创的原则。亚当斯于是在1828年10月21日发布一道声明，重申他原来的宣言。“人民不断地受到鼓动对它进行暴力反抗，而一个又一个陪审团宣告违犯者无罪，其理由是，面对合众国地方法院的庄严裁决，它是违宪的。公众出版物公然挑动联邦的分裂，有人打算并提议在纽黑文举行新英格兰诸州的代表会议。”司通理那时写的信，证实了这些话的真实性。他说：“我十分满意，即这种动向不会和不能被新英格兰所容忍，并会招致直接的反叛……这儿仍不断地流传着有关马萨诸塞反叛的故事。我自己的印象是，如果他们敢做的话，军方会使他们清醒，但它将不会付诸实施……州的分离已被考虑了，但我怀疑大众的冲动还未充分点燃。……我很遗憾地观察到马萨诸塞的背叛精神已增长到如此高的程度，而我担心它被极少数野心家挑动以分裂合众国……我忧心忡忡地观察到公众出版物公开倡议诉诸武力清除现在的贸易阻碍。”＇38＇
禁运令最终被撤销主要应归功于司通理的影响，总统一方对此极为勉强并表现出厌恶。杰斐逊说：“我把这一切归咎于一个伪善的共和主义者——司通理。”＇39＇司通理对他的成就感到骄傲乃在情理之中，他对此评论道：“按照杰斐逊先生的观点，我一定是伪善的共和主义者，就如同任何一个敢于对他的绝对正确提出怀疑的人一样。”＇40＇其实杰斐逊的意思是，一个把少数人的利益置于多数人意愿之上的人，不是一个共和主义者。他的狂热的崇拜者塔克教授十分公正而坦率地描绘了他在这件事上的政策：“如果他不顾新英格兰和整个商业团体的愿望和利益长久维持禁运令，似乎与其所主张的自决的价值产生矛盾，那么回答是，他在此贯彻的是大多数人民的愿望。……社会中的一部分人在这里承受了共和制政府的伟大价值所必然附带的弊端，这价值就是多数人的意志必须获胜。”＇41＇
我们看到，在禁运令问题上，一旦这种民主理论付诸实践，就会唤起少数人脱离权利的主张，而民主原则将被迫屈服。但脱离并不是一种宪法理论，而是针对邪恶的宪法理论的救助措施。一种更睿智的理论才可以避免民主派的专制和脱离的必要性。下一个重大论战便是围绕这一问题进行。它展示了一种努力，要制定法律防止政府的专断意志，摆脱多数人的暴政以及比疾病还糟的药方。汉密尔顿描绘了这样一个理想的蓝图：“对联邦和各州政府之间的这种平衡应予特别的注意和深思，因为它具有至高无上的重要性。它建立了对人民的双重保障。如果其中一个侵犯了他们的权利，他们将在另一个那里找到有力的保护。实在地，通过一种始终存在于它们中间的对立，它们都将被防止逾越宪法的限制。”＇42＇这也是迪金森先生在1787年会议上发言时所期望的：“稳定性的一个来源是立法权的两个分支。国家分为不同的州，形成了稳定性的另一主要来源。”＇43＇
与英国的战争，和在此之前商业的长期停滞，奠定了制造业利益集团在美国的基础地位。工厂开始在宾夕法尼亚兴起，在新英格兰则慢一些。1816年开始征收一种稍带保护性的关税，因为有必要使战时禁令适合于和平时代。其意图与其说是保护新工业，不如说是加快转变的周期。那种利益还十分微小，这种关税对它影响甚微，因此已担任马萨诸塞州国会代表的韦伯斯特先生投票反对它。它的实行是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