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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英格兰的制造业主觉察到保护他们商品的好处。在1820年一篇回忆塞勒姆商人的文章中，司通理写道：“最明显的事情莫过于此：许多制造业主和他们的朋友，正在尝试用一种荒谬的方法拔除我们税收政策的一些基本原则，这一方法建立在一种偏私的政策，或一种误导的热情，或十分短视的观点之上。……如果我们不愿接收外国制造业主的产品，我们就不能合理地期望外国将接受我们的原料。……当他们不是卖主时，我们不能迫使他们变成买主，当他们不能用他们的织物付款时，我们亦不能强迫他们消费我们的棉花。我们可能使他们不得不使用西印度、巴西或东印度的棉花。”大约同时，1820年5月20日，他就同一主题写信给斯托厄尔勋爵：“我们也正在变成一个制造业的国家，开诚布公地说，我对于本国给予这些工业以人为激励的做法并不高兴。……你们的制造业大城市，显然是一些深重罪恶和巨大政治纷扰的场所，没有给政治家、爱国者或自由之友带来美好的期待。”＇45＇制造业主在1824年获得了一种新关税，另一种在1828年被大多数实行，还有一种在1832年以二比一的多数通过。将税率平均提高到输入品价值的几乎百分之五十的1828年法案，从宪法的观点来看最为重要。卡尔霍恩的传记作者说：“就国内事务而言，从那时起我们政治史中的几乎每一个重要事变都可以追溯至此。”＇46＇这时北部与南部的利益已完全不同。南部农产品生产发达，为此需要重要的欧洲市场；而北部的工业不能与欧洲制造业竞争，试图保护对国内市场的垄断。与在英国相同争论的过程有所不同，农业主（至少是棉花种植者）渴望自由贸易，因为他们是出口者；制造业主渴望保护，因为他们不能适应竞争。卡尔霍恩说：“其实问题发生在这个国家出口利益集团与非出口利益集团之间。”出口利益集团需要最大限度的进口自由以避免不公平交易。“对于商业的首要原则，对于欧洲特别是英国的政策，他肯定一无所知。他不明白，要想使广泛的贸易有可能进行下去，只能以易货交易为基础，他不明白如果不这样经营，是不可能长期受到容忍的。……我们仅存的硕果庞大且一度兴盛的农业也必然会在这场斗争中被消灭。首先，我们将被弃置于不能消费我们四分之一产品的国内市场；由于不能像自由贸易时那样供给世界，我们不得不废弃我们现有种植物的四分之三，并接受制造业主——那时他们的政策将因彻底拥有我们的市场而大功告成——给予的余产，无论他们给予的是什么。”＇47＇这似乎应验了朗兹先生的预言，他在四十年前反对南卡罗来纳采纳宪法时宣布：“当这个新宪法被采纳，南部各州的太阳将落下，永不再升起……北部各州的利益将大占优势，把我们想得到一个共和国名称的愿望剥夺殆尽。”＇48＇科贝特那时比任何英国人都了解美国，他在纪录1833年的《政治纪事》中，切中要害地描绘了那些敌对利益的形势。“从贸易上说，所有这些南部和西部各州都与伯明翰、谢菲尔德、曼彻斯特和利兹紧密地联系着；……它们与北部各州没有这样的联系，除了仅仅有政治性质的联系外，不存在任何把他们连结起来的纽带。……这是一种利益的天然划分，这种利益是如此强大，任何人为之事都不可能与之抗衡。国会向英国制造业商品课以重税，数量不多不少，与它每年取于南部和西部各州以及给予北部州的数百万恰好相等。”＇49＇英国是牺牲一个阶层的利益使另一个阶层得益，而美国则是牺牲这个国家一部分的利益使另一部分得益。卡尔霍恩说：“政府亵渎了赋予它的职责，变成了社会中一部分人的代理，它以保护为幌子，向社会的另一部分人强行征税。”＇50＇
在一个州内部的对立阶层存在纷争的地方，派别之间的暴力虽然可能危及政府，但他们不能分裂州。然而，如果被压迫的一派是一个主权州，暴力则更大，不公的感受更真切，反抗也会采取更加合法和合宪的手段。
对于一种将如此损害他们的法案，南部有着最强烈反抗的无数个理由。它既有悖于他们的政治利益，也有悖于他们的财政利益。因为这种税赋陷它们于贫穷，却富了政府，使国库黄金满仓。现在南部的政治家们总是与中央政府的主导权做对，特别是在它执行了一项让他们受害的政策以后。他们反对这个政府既有实际的也有理论上的理由。超出政府正常所需的税收的增长，使它掌握了一种有诱惑力的和危险的影响工具。必须设想出一些措施来处理这些税款，而赞成限制贸易的鼓吹者们所采取的措施，就是大兴公共工程，藉此施惠于各州人民以使他们支持中央权力。于是一种保护性关税和国内发展是以亨利·克莱为首的党派的政策要点，这个党派寻求以损害各州来加强联盟。但这遭到了南部各州的反对，认为他们既有损于它们的利益，也违反宪法。关于这种税，卡尔霍恩1831年写道：“试图掩饰是徒劳的，它已经把这个国家分裂为两个地理上的大单元，并使它们，如果不是在利益上，至少在一些最致命的政治问题的观点上——在它的财政、它的贸易和它的工业上——相互攻讦。……这种危险的冲突的影响不止于此。它不仅在已陈述过的重要问题上，还在更深刻更危险的问题上，即在一种保护性关税的合宪性和宪法自身的普遍原则与理论上，分裂成两派：更强的一派为保持自己的优势，打造出一件工具，而另一派则认为它会使联邦政府变成一个统一的不负责任的政府，导致自由的彻底毁灭。”＇51＇ “在重大而关键的问题——即涉及到每一种利益的国家工业——上，这两大派别的利益是对立的。我们要求自由贸易，他们要求限制；我们要求适中的税赋、政府节俭和精打细算，在把公共资金用于支付债务及宪法批准的其他目的时要严格掌握。如果我们能够按照经验做出判断，在所有这些细节上，他们对于自己的利益的观点是恰恰相反的。”＇52＇1828年他谈及这个保护性制度：“就建立一个金钱寡头统治而言，没有什么制度比这更有效了。”五年后他论及合众国的一段著名言论，再次得到科贝特的支持：“在所有寡头政体中，金钱寡头政体是最恶劣的。”南卡罗来纳带头反对实行这种保护性体制，当在这个问题上被多数票击败后，它采取了这样的立场：每个主权州都拥有宪法权利，利用否决权对可能损害各州利益的任何普遍性立法加以限制。卡尔霍恩说：“国家的分裂现在比1824年严重，而那时的分裂又比1816年严重。多数派可能已经得势，但对立的各方毋庸置疑比以前任何时期更为坚定和激动。从前反抗这种体制，主要是因为它带来不便，现在则是因为它的违宪、不平等、不公正和压迫性。那时只向联邦政府求援，而现在陷于绝望的许多人，却把眼睛盯在各州所保留的主权上，把它视为惟一的庇护。”＇53＇卡尔霍恩那时是合众国的副总统，在国会中没有席位。捍卫他的宪法理论的任务，便落在了来自南卡罗来纳的参议员海因将军身上。于是，1830年1月，在海因和韦伯斯特之间发生了一场辩论，美国人把它看作他们国家议会史上最值得纪念的事件。海因宣布，他不仅仅主张革命的权利，而且主张宪法抵抗权。针对韦伯斯特维护最高权力的做法，他说：“我知道这是一个流行看法，它是建立在这种观念之上：由于所有州在那里有代表，因此凡与多数人意志不一致者皆不能获胜；这被当作共和主义的名言，即‘多数人必须统治’……如果国会中某个多数的意志成为这片土地的最高法律，宪法显然就变成了一纸空文，制定它所要达到的真正目的——即保护少数人的权利——便完全落空了。……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