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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默生的名言表明了急切的废奴主义者打算行动的程度。他们公开谴责联邦政府服务于南方的利益，反对北方的信念。解散联邦的组织在北方为实施分离的目的而行动起来。一些州通过了反对南方和宪法的法律，要求分离的呼声响亮。这就是北方在选举皮尔斯总统继承者时的态度。北部威胁着要分道扬镳，但是北方的候选人如果当选，又威胁着南方的制度。南部宣布了如果弗雷蒙特当选他们就要脱离的打算，并威胁要向华盛顿进军把联邦档案付之一炬。布坎南的当选安抚了南方，但从共和党不断壮大的力量看出，他们最后的胜利是显然的。于是他们利用他们担任公职的朋友，以充分使用留给他们的时间为下次选举做好准备。从1856年共和派展示力量时起，就已经决定了退出，并为此做着准备。不论美国奴隶制多么可怕，让我们同情西华德为首的一派是不可能的。他的政治学不仅是革命的，而且是侵略性的，他不仅赞成绝对专制，而且赞成侵略。在1853年1月26日的演说中，他如此说：“商业和政治事务的趋势，要求合众国对位于这个半球各国的事务发挥至高无上的影响，即成为一个西部大陆的强国并维持这种地位，与欧洲可能的联合相抗衡。国家向这一地位前进，即是许多人所说的‘进步’，而这一地位本身也就是这些人所称的‘明显的命运’。”＇85＇
当卡斯提出提案肯定关于古巴问题的门罗主义时，西华德支持它以及另一个完全与其一致的提案。他说：“它未得到较好的表述，但其中暗示了关于加拿大的政策，它与有关古巴的主要提案所宣布的相一致。”＇86＇这并不是他的野心的全部。他对自己的同胞说：“你们已是美洲大陆的强国。但这已经使你们感到满足了吗？我相信没有。你们需要世界贸易，那是一个世界帝国的贸易。”＇87＇
当参议院接待科索斯时，他是由西华德先生引荐的。他的欧洲政策和他的美洲政策一样明确，也几乎一样受人尊敬。谈及匈牙利，他在1851年12月写道：“我相信政府可以采取一些措施，它们对国家的和平或繁荣完全无害，又可促进一个极为符合我们利益和观点的事业，即在欧洲那些有条件的国家建立共和制度。”＇88＇两天后他再次写道：“在暴君同为了不能让渡、不可取消的独立和自治权而战的国家之间的一切冲突中，每个民族都可以也应当表明自己的立场，即当暴君们勾结在一起时，自由的国家可以合法地联合起来。”
像站在宗教立场上赞同无条件废除奴隶制那样，站在政治立场上同情废奴主义者的观点是不可能的。他们在这件事如在所有其他问题一样，表现出同样抽象的、理想化的绝对主义，它与天主教和英国精神同样势不两立。他们的民主体制毒害着它所触及的一切事物。一切宪法问题皆求助于一种人民主权的基本原则，缺乏政策或权宜的考虑。在1853年马萨诸塞会议上，一个最著名的美国人争辩道，司法人员的选举显然与宪法理论相一致，因此不能根据它对执法的影响来加以讨论。《北美评论》（第86卷，第477页）说：“难道政府更有权利剥夺人民在行政和司法中的代表权而不是在立法中的代表权吗？”在宣布绝对自由时，他们也创造了绝对的权力，而我们从中世纪继承下来的观念是，自由和权威都必须是有限制和有条件的。不忍受限制和义务，拒不承认人民也承担着义务，不承认与之相关的神圣权利，使他们对政府和自由的观点陷入混乱。这些抽象理性的影响——我们应该把欧洲革命归因于它——使一切问题变成了原理和抽象法则的问题。无论在何种情形之下，不管是出于利益还是必然，都诉诸一条原理，结果是，一个错误和专断的政治学说制造了一种错误和专断的伦理法律，废奴的理论和自由的理论一样荒谬。
教会则采取了十分不同的方式，它通过使现实融于理想，使自己适应时代和环境而教化人类。它有关基督教自由的理论，与奴隶制本质上是不相容的。奴隶主对于奴隶的权力，是腐败和罪恶的堡垒之一，最严重地阻碍着它的进步。然而使徒们即使在基督教会中也没有诅咒奴隶制。由基督教带给这个世界、并作为它的公理之一的世俗自由，并不要求废除奴隶制。如果人之自由是由于他们照着上帝的形象被创造，他们在多大程度上认识了这一形象，也就在多大程度上拥有了自由。因此，圣保罗指示基督徒奴隶满足于自己的境遇。
我们已用了过多的篇幅讨论合众国革命的原因和特征，因为它们表现出与同时困扰着欧洲的理论和事件的持续相似性。现在已来不及探讨一个极有教益的问题。脱离运动不仅由于奴隶主对自己财产的警觉（林肯的当选使奴隶价格下降了25％到50％）、也是由于北部优势地位的政治危险而引起的。南部各州的普通民众与那些拥有奴隶财产的人一样热衷于分离。因为他们担心共和主义者在解放奴隶的同时，也废除把黑奴与他们所属阶层分开的障碍。与此同时，奴隶们并没有表现出任何帮助共和主义者和把自己提升到白人等级的倾向。这种担心有一种恰当的理由，它存在于一个简单的事实之中：合众国是一个共和国。一个共和国的人口必须是同质的。公民的平等必须建立在社会的平等和民族与生理的单一性上。这已成为美利坚共和国的力量所在。纯粹民主制是这样一种统治形式：共同体是至上的，因而国家最接近于和社会相一致。但是，社会为利益的保护而存在，国家为权利的实现而存在——concilia coetusque hominum jure sociati，quae civitatesappellantur。（一切称为国家的由法律联合起来的人类共同体——原文为拉丁文）＇89＇（88）国家建立一种道德的、客观的法律，追求一种有别于社会的目的及意图的共同目标。民主制基本上讨厌这种状况，它只承认共同体的利益和权利，从而与暗含在国家观念中的统一权威不相协调。它反对社会向一个道德共同体发展。因而，如果民主制中包含着利益不同的人、品性低劣的人，它就对他们实行暴政。在部分与总体之间没有调解者，从而没有阶级、财富和种族划分的余地，平等对于纯粹民主制所寻求的那种自由来说是必要的。
只要社会的形成缺少条件的平等或种族的单一，只要存在着不同的阶层和民族，它们便需要这样一种政府形式和一种权威作为保护者：这种政府区别于并高于所有阶层，而不是其中一个的工具；这种权威代表国家而不是社会的任何部分。它只能由君主制提供；在这个意义上可以公平地说，立宪政府，即有别于利益统治的法治，只能存在于一个国王之下。这就是为何即使绝对君主国也有着比民主政府更好的臣民统治者的原因。在前一种情况下，对他们进行统治是为了一个统治阶级的利益，在后一种情况下，没有统治阶级，对他们进行统治是以国家的名义。共和制和帝制下的罗马，是这一对比的最显著的实例。但当种族的差别与阶级的划分相结合时，共和国的暴政是最为严重的。因此，只要西班牙王权做不同种族之间的调解者，南美便是一片繁荣昌盛的土地，而且凡是保留了君主制的地方，仍会继续繁荣下去；而在以血缘划分等级的国家里，共和制的建立导致了无可救药的悲剧和混乱，导致了人们不断求助于专制作为摆脱无政府状态和暴政的避难所。民主制无可避免地沾染社会较低阶层的习气，如果存在着巨大差异，会使高贵者变得卑贱。奴隶制是反对这种趋势惟一被人所知的保护措施，奴隶制对于民主制必不可少，到目前为止这一直是正确的。因为凡是在社会成份有重大差别的地方，如果美国人把印度人、华人、黑人所嫉妒的欧洲移民所享有的权利也给予他们，国家将被抛入无序状态，假如不给予他们，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