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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在今天这个举国欢腾的日子，你们却沉默了，这是为什么？回答是肯定的：是立场问题，是思想问题，是世界观问题。你们去年可不是这个样子的，那时你们口若悬河，振振有词，大字报满天飞，攻击党这也不是那也不是，这是为什么？你们是身在社会主义，心在资本主义；身在劳改农场，感情在反革命营垒，可悲啊，可悲啊！高干这一番话把大伙的眼皮都支开了，特别是那些被他指为“攻击党这也不是那也不是”的右派劳改犯，竟有些懵了。真的是“身在劳改农场”，心却飞到另处，飞到了一度“大字报满天飞”的地方。我回到了K大，高干的腔调一下子变成反右积极分子们的腔调。“可悲啊，可悲啊！”真的不错，知识分子可真够可悲的了，为说话进了劳改农场，进了劳改农场仍不许你沉默。你横竖都得说话。而更可悲的是一个和你一样的劳改犯站在党的立场上向你大加鞭笞而你又不能不向他屈服。于是人们开始“说说”了，众口一词地大谈建国九周年祖国的伟大变化，并举出许多例子来印证这些伟大变化。其实从个人方面举例是更有说服力的。从一介书生变成一个阶下囚，这变化能说不巨大么？我不知道别人在冠冕堂皇说着的时候心里想没想到这个问题，反正我想到了，而且记得很清楚。
10月11日：今天割豆子，又犯了怪病。
——自上次犯怪病后我一直惴惴不安，我相信自己的神经出了问题。病因是不难找到的，是杀牛事件（对我而言这桩事称得上事件）给我造成的刺激。问题是犯病需有个诱因，只有找到诱因才可以避免发病。我一遍一遍回想那天和吴启都并肩刨地时自己看见了什么，我怀疑看见了田野上的一头牛。或许我的眼睛没有看到，但牛却存在着。是我的第六感观“看见”了它，因此突发怪病。割豆子快割到了地头，身旁的高冲说句操他妈说什么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咱种豆连豆腐都吃不到口。高冲发这样的牢骚是经常的，不足怪。却也常常发得没道理。他不该忘了自己的劳改犯身份。就像当初忘了自己的邮差身份而妄自拆他人信件那样。我想和他说一句对应的话（要说什么忘记了），抬起头就看见他变了颜色，整个一个红人。我吓坏了，再看看四周，一切都像在一瞬间被涂上了血。一定是我的惊恐被高冲注意到，他呼到老周你咋啦？！我没回答，赶紧闭上了眼。耳边还听得高冲的声音：你是虚脱了，快找郝管教交交心吧。这时我睁开眼，见红潮褪去，一切又恢复正常了。高冲还在念咕找郝管教谈心，我不理会，只凝神望着前方田野。我试图寻觅到发病的触发物，由近而远看到的是：豆子（长在地里的及割倒在地的）、割豆子的同类、管教、持枪的警卫战士、刚长出绿芽的麦地、排着杨树的河堤、浑然一体的小村、灰色的劳教农场建筑、山坡上的点点绿丛、马鞍状的山头、蓝天……以上就是我看到的一切，也就是我所寄身的世界。这“一切”中究竟是哪一样冲击了我的神经？我百思不得其解。
10月22日：出公差为伙房收萝卜，同去的周从民违反纪律，被佟管教“绳之以法”。
——出公差是美差，这是不争的事实。而到伙房干活这差就是美上加美。因为伙房是食物的集散地，总能找到可吃的东西，有时是犯人伙夫见你看见食物那副馋相于心不忍，偷着给你。有时是趁人不注意偷。当然别人偷了给你和你自己偷不一样，而自己偷了送进口中咽下肚和偷了藏起来也不一样。后者被揭发出来就要受到处罚。周从民“违反纪律”就因为犯了这个忌。萝卜地在伙房的后面，大约有一百多米距离，我们十几个公差的任务是拔萝卜运萝卜。萝卜个头长得很大，青青的很诱人。伙夫班长默许我们吃。我大吃一顿，过足了瘾。而周从民不仅吃还想到以后也有得吃，他在拔萝卜的时候趁人不注意往地里埋。要是有所节制埋几个拉倒，也许能够得逞，可他很贪婪，一个接一个往地里埋。他这样做就走到了头，终被一个同类揭发出来。周被遣送回队。周的行为给二中队抹了黑，这是管教干部不能容忍的。佟管教怒喝一声：给我把他绳起来，先关一周禁闭。把某某“绳”起来这是佟管教独特的一种说法，按说不符合语法规范。正确无误的说法应是“用绳子把某某捆（绑、拴、吊、勒）起来”，在这里绳子是名词，捆、绑、拴、吊、勒是动词。佟管教却将名词当成动词用，对不对且不必说，反正他一句“绳起来”果真能将人“绳”之以法，不晓绳字在此处是做名词还是动词用。这次公差的结果是美差不美，周从民被关了小号，我吃多了萝卜辣得胃痛。
10月23日：吴启都的妻子和儿子来农场探视，妻子和儿子都要求他好好改造。
——我没有看见吴启都一家人相见时的场面，因此只能凭借想象。我的想象有三种情况：一是一家人相抱痛哭，泣不成声；二是夫妻相视落泪，惟有儿子扑到父亲怀里大哭，边哭边喊爸爸；三是像我记叙的那样，一家人相聚十分冷静，妻子告诫丈夫要好好改造，儿子要求父亲要重新做人，而为人父夫的则保证将老婆孩子的忠告记在心里。尽管我无从猜度实际情况究竟是三种情况中的哪一种，但我发现接见家人后的吴启都情绪很低沉。脸上隐约可见有泪痕（但又无法确定是相见时流的还是分手时流的）。我关注吴启都一家人的相见，不仅出于“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同情之心，也是为我自己。我寄希望吴启都给我带来渴望已久的消息，冯俐的消息。直到吃晚饭时才有机会与吴启都接近。我先是询问一下探视的情况，这仅是一个过渡，紧接着我便询问“东宫”究竟有没有一个……吴启都先怔了一下，接着狠拍一下自己的脑瓜，连连道歉说：对不起，我把这件事忘了，真的对不起！我没说什么。我能够理解他的遗忘，但心里却充满着无限的惆怅与失望。
11月4日：李戍孟书写反动小说被揭发，又以自杀相对抗。
——刚到清水塘我就知道李戍孟不断地在书写，其状态可以用公开写作秘密收藏来概括。前者是没法子的事，二十几个人挤在一间囚室里不想公开也得公开。至于所说秘密收藏其实也是猫盖屎罢了。犯人将自己所拥有的财产称为一碗一筷一铺一盖。而铺盖所占的七八十厘米面积便属于自己的领地，于是铺盖底下便是犯人暂存或藏匿东西的地方，如书籍、记事本、书信等。场方如果要对犯人进行检查，只要把褥子扯翻过来就成。李戍孟写作是公开的秘密，只要得空便写，想起他我眼前便会出现他盘腿坐铺埋头书写的一成不变的模样。写毕便将纸塞进褥子底下。对他写的内容说法不一，有的说他在写一本爱情小说，有的说写的是个人传记。这情况管教是掌握的，并未在意。不知什么原因又突然警觉，趁出工时搜出手稿。收工后李戍孟发现书稿丢失，立刻向班长竹川报告，竹川又向管教报告，管教说有人检举李戍孟在写黄色小说，以资解闷，队部拿去正组织人检读，等有了结论再说。就在这天晚上李戍孟上吊自杀，幸被上厕所的人发现救下。从第二天开始，场部便派专人将李戍孟看管起来，等候处理。出了这件事不仅李戍孟倒霉遭殃，弄得其他人也惶惶紧张。赶紧清理自己的铺下收藏，将有可能引起麻烦的东西偷偷处理掉。竹川出于对我的关心劝我以后不要再写了，一不留心哪句话就犯了忌。我对他说我写的符合思想改造原则，不会有问题。嘴上这么说心里却还是犯嘀咕：“大事记”要不要继续写？已写的要不要处理掉？经一番思想斗争，最后的裁定是已写成的暂时保留。不再写下去，避避风头。
11月19日：李戍孟从小号放回。书稿业已归还本人。但须从此事接受教训。
——从日期上看，“大事记”已停了半个多月。重新提笔无疑与李戍孟的“平安无事”有关。这半个月其实也无“大事”可记，依然没有冯俐的消息，日子依然还是老样子：干活、吃饭、学习、睡觉。节气已是深秋，庄稼已收净了，田地里只有越冬的小麦一片片的绿，除此便是灰蒙蒙。气温也凉了，棉衣还没有发放，同类们为了御寒几乎将所有的衣裳都穿在囚衣里面，一个个显得怪模怪样。农活没有了，但犯人是不能闲着的（用管教的话说犯人一闲着便想三想四），于是便兴修水利，水利是无止境的，哪怕一年有十八个月也不用担心无活计可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