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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所有人，都能原谅朋友一生得意扬扬爱炫耀，张爱玲对这一点尤其反感。她曾写她小时候刚到上海时，给她天津的玩伴写信，描写她的新家，写了三张信纸，还配了插图。“没得到回信—那样的粗俗的夸耀，任是谁也要讨厌吧？”
炎樱的自我夸耀，即使不算粗俗，也常常是浅薄的，1992年，她给孀居多年的张爱玲写信：“你有没有想过我是一个美丽的女生？我从来也不认为自己美丽，但George（炎樱丈夫）说我这话是不诚实的—但这是真的，我年幼的时候没有人说我美丽，从来也没有—只有George说过，我想那是因为他爱我……”我想象张爱玲看到这封信时的反应，是啼笑皆非呢，还是在心里说，真是受够了？
其实炎樱的夸耀，只是一种积习，不完全是想占朋友上风。1995年年底，她对采访她的司马新说，她又要做新娘了，并且用中文夸奖自己“好厉害”。司马新作为张粉，对她有爱屋及乌的欣赏，觉得她确实好厉害。便是我这局外人，也觉得这种自夸有她的一种可爱，张爱玲与炎樱的友谊走到那一步，是因为她俩都是太自恋的人，她不够爱她，她，也不够爱她。
世上的友谊和爱情一样，有许多种类，像张爱玲和炎樱这种友谊，是只可以共青春，不可以共沧桑的。年轻的时候，元气沛然，忽略那百孔千疮，踮起脚尖，去够那像月亮一样的生命本身的喜悦，而中年之后，沉重的肉身朝下拖，让你不能够多承担一点点。从这个角度来说，张爱玲与炎樱曾经的友谊也是可喜又可贵的，因为，那才是青春的友谊，带着少女气质的友谊，就像，我们都曾有过的那些友谊那样。
06 亦舒，由粉转黑
亦舒和水晶们的责备固然令她不爽，但也是这些人，曾经推崇她，热爱她，帮她在大众中普及，是她的包袱，更是“老本”。从这一点看，张爱玲比那些动不动就指责粉丝困扰了自己的明星，要清醒得多，也智慧得多。
唐朝有位诗人名叫崔信明，有名句“枫落吴江冷”，余秋雨赞叹道：“寥寥五个字，把萧杀晚秋的浸肤冷丽，写得无可匹敌，实在高妙得让人嫉恨。”但这样一位诗人，除了这个孤句之外，就只有一首诗留下来，他的其他作品，据说都被某粉丝扔江里去了。
《旧唐书》里说，这位崔信明，有天在江上遇见一位粉丝，粉丝说，我听说过您那句“枫落吴江冷”，不知道您还有什么作品。崔信明见有粉丝来致意，心中大爽，就把自己百余首作品拿给他看。粉丝一一翻开完毕，冷笑一声“所见不如所闻”，啪地就把诗集给扔到江里去了。
且不急着谴责这位粉丝，只说这位崔先生，竟然都没掰扯两句，就那么走了。是他修养好，还是认清现实，知道多说无益？又或者是因为他本来气场就不够强大呢？人家一批评，他就心虚了，人家扔水里，他也觉得那是他那堆破烂最合适的归宿。
我严重怀疑是最后一种，因为要不然的话，他还可以再写啊。估计是那回被粉丝伤透了心，就此金盆洗手了。
粉丝有时比“黑”更可怕，有人“黑”你，你会警惕地不给对方留下空隙，可是，当粉丝无限敬仰无比热情地对你挥动着荧光棒，但凡常人，都会视为命运派发的福利，轻飘飘地，不那么设防了。
这种情况下，粉丝若想伤你，便如打入内部的特洛伊木马，会杀得你措手不及。
这不是作者的错，也不是粉丝的错，这是生活的错。生活的多样性，注定人与人或许能在某个层面上相互理解，但也只是在某个层面上相互理解，超出这个范畴，很容易化友为敌，纵然弄不出把人家作品扔水里的极端之事，双方总有一场龃龉，张爱玲与她的超级粉丝亦舒便是如此。
亦舒第一次出现在张爱玲的视野里，是在1976年，宋淇写给张爱玲的信中。宋淇写道：“另附阿妹一文，大骂其胡兰成，此人即‘亦舒’，宁波人，心中有话即说。”
正是“有话即说”，亦舒的这篇文章，题目就很泼辣，叫作《胡兰成的下作》，文内更是为张爱玲打不平，说：
“我十分孤陋寡闻，根本没听过胡兰成这名字，香港长大的人哪里知道这许多事，恐怕都觉得陌生，所以看过之后觉得这胡某人不上路，张爱玲出了名，马上就是他的老婆，书中满满的爱玲，肉麻下作不堪，这种感觉是读者的感觉，张爱玲或是潇洒的女性，与众不同，不介意有人拿她当宣传。”
“所谓丈夫，是照顾爱护抚养妻子的人，愿意牺牲为妻子家庭共过一辈子的人，自问做不到这些，最好少自称是人家的丈夫。胡某人与张爱玲在一起的时间前后只两三年，张爱玲今年已经五十六岁，胡某于三十年后心血来潮，忽然出一本这样的书，以张爱玲作标榜，不知道居心何在，读者只觉得上路的男人绝不会自称为‘张爱玲的丈夫’。女人频频说‘我是某某的太太’，已经够烦的，何况是这种男人，既然这门事是他一生中最光彩的事，埋在心底作个纪念又何不可。”
她的这篇文章，是针对胡兰成的《今生今世》而言。《今生今世》一出，张爱玲不胜困扰，她给夏志清的信里说：“胡兰成书中讲我的部分夹缠得奇怪，他也不至于老到这样……后来来过许多信，我要是回信势必‘出恶声’。”
她没有回信，因为她不能出恶声，她不能出恶声，因为她不想为胡兰成利用。她给宋淇夫妇的信里便提到过，她不想白白便宜了“无赖人”，骂他也是为他做宣传。而宋淇夫妇也为她担心这一点，1976年，他们看过她的《小团圆》，建议她起码暂时不要出版，说：“‘无赖人’如果已经死了，或在大陆没有出来，这问题就算不了什么，可是他人就在台湾，而且正在等着翻身机会，这下他翻了身，至少可以把你拖垮……”
可见，无论是张爱玲自己，还是为她着想的朋友，都对胡兰成非常警惕，轻易不去惹他。但那口气总咽不下去，现在，冒出一个快言快语的亦舒，那样泼辣地大骂胡兰成，宋淇自然连忙告诉张爱玲，张爱玲看了，别管是否全盘赞成亦舒，先喊了一声“真痛快”！
在这个时候，他们是同一阵营里的，按照常理，一个阵营里的人，应该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时刻保持同一口径，可是，这种情形，只是发生在俗人堆里。爱玲不俗，她的粉丝亦舒也不俗，“我爱偶像，我更爱真理”，亦舒没有这样说，却是这样做了。两年后，还是这个亦舒，同样快言快语地大批张爱玲的新作《相见欢》：
“整篇小说约两万许字，都是中年妇女的对白，一点故事性都没有，小说总得有个骨干，不比散文，一开始琐碎到底，很难读完两万字，连我都说读不下去，怕只有宋淇宋老先生还是欣赏的。”
“我本人一向把张著当《圣经》，可是摩西忽然复活显灵，反而吓个半死，我看这些名著，完全是叶公好龙式的，不过是一种怀念的姿势，最好是能够永远怀念到底，只当读小型《红楼梦》。商业社会年轻一代为生活奔波得透不过气来，张爱玲的作品无疑可以点缀生活，如一对罕见的白底蓝花古瓶，可是现在原主人忽然又大量生产起来—该怎么办？如把它当古玩，明明已大大贬了值；当新货，它偏偏又过了时。”
“由此可知，复出是万万不可的，要不写它一辈子，认了命。我始终不明白张爱玲何以会再动笔，心中极不是滋味，也是上了年纪的人了，究竟是为什么？我只觉得这么一来，仿佛她以前那些美丽的故事也都给对了白开水，已经失去味道，十分悲怆失措。世界原属于早上七八点钟的太阳，这是不变的定律。”
不愧是拿张著当《圣经》的人，下笔如张氏一样狠毒，只是首先把宋淇捎带上大可不必，白白多得罪一个人；其次，张爱玲是不是如她所言，不可再复出，倒也未必。尽管，她文中的两个比喻，都是生动别致的。
自古美人如名将，不许人间见白头。这话说得残忍，似乎人家曾经美过，曾经英雄过，就负有维护大众感觉的义务，要么死掉，要么就得将自己囚禁于不得见人的所在。亦舒对一个作家做此要求更属无理，别管张爱玲还是不是她心中的张爱玲，人家自己，总有发声的欲望。毕竟，人都是为自己活着，别人的观感，只是生活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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