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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中的张爱玲，人家自己，总有发声的欲望。毕竟，人都是为自己活着，别人的观感，只是生活的一部分。
当然了，亦舒也是为了张爱玲好，她希望张爱玲不要破坏已然在读者心中形成的光辉形象。有这个想法，说明亦舒到底是不能了解张爱玲，形象云云，都是小格局里的事物，是普通言情作家的追求，而大师，不可能把这个太看在眼里。毕加索说，重复自己，比抄袭别人更可耻。张爱玲也说，读者不希望作家改变风格，只想看一向喜欢的，他们以前喜欢的，大都期望可以再次读到，比如某某作家那样，但我学不到。
也许，亦舒和张爱玲的这场争论，体现了她们对于张爱玲不同的定位。亦舒本人，只希望张爱玲将祖师奶奶的形象保持到底—她的“师太”的名头不也是从这里接过来的吗？张爱玲心中却有着更为宏大的写作理想，虽然她在《我看苏青》一文中说，只有把苏青和自己放在一起是不反感的，但客气话之外，更有别的内涵，她耻于和单薄的矫情为伍，而在写实这一点上，她和苏青算得同党。
至于文学成绩，她是不把苏青看在眼中的。她给宋淇的信里说，虽然苏青的书卖得比她好，她却一点儿不忌妒，因为她知道苏青没她写得好。同理，她也不忌妒韩素音＇。。＇，虽然后者在美国比她红。
即使在最落魄的日子里，张爱玲依然有一种自信，相信自己的文字可以不朽，而不仅仅局限于“最棒的言情作家”之列。所以，在美国那些年，她生活上尽己可能地删繁就简，老觉得时间不够用，拼命地写、写、写，不能说完全是为了生计。另一方面，她也明白，要从言情作家变身为大师，就不能怕得罪读者，有时恰恰要跟他们的阅读期待对着干，几时曾见大师是肯俯就的？
《相见欢》就是一部对着干的作品。正如亦舒所言，通篇对话，几乎没有情节，但情节其实正在对话中展开，在那些破碎的只言片语中，我们可以拼凑出两个老女人的前世今生，她们曾经的美与爱。而岁月带给我们的悲伤，并不是目睹沧海瞬间桑田的惊悸，更在于平淡时日里，看真实的美，被日渐消磨。
这或许是张爱玲想传递的，有点儿像实验派的电影，又靠近张爱玲所喜欢的海明威的“冰山写作”理论。即使不算一部成熟、成功的作品，起码是张爱玲的一次试验。但像亦舒这样的读者，是容不得偶像乱试验的。她宁可偶像待在福尔马林中，做一个不老的完美僵尸。
张爱玲对此自然不以为然，她给宋淇的回信里为自己辩护，说，中国人的小说观，我觉得都坏在一百二十回《红楼梦》太普及，以至于经过五四迄今，中国人最理想的小说是传奇化（续书的）的情节加上有真实感（原著的）的细节，全国一致。
而亦舒本人的作品，正是以传奇化的情节与真实感的细节取胜，在她每一部小说里，都有太多细节，让都市女性感同身受，那些艰辛、挣扎、喟叹，都曾在自己心中辗转过千百遍，但到作品的结尾，总能给女主角安排一个传奇化的结局：或是有钱的爹娘来认亲，或是钓得金龟婿，最起码也像喜宝那样，寂寞优美地坐拥金山—她那长吁短叹的哀伤，已经令无数女屌丝艳羡。
所以，亦舒说：“朋友喜欢《半生缘》而我不，整个故事气氛如此沉郁，到了完场，不幸的女主角始终没机会扬眉吐气，照样得肮脏地生活下去。”
“当然不及《倾城之恋》好看，女主角笑吟吟一句‘你们以为我完了吗，还早看呢’，令读者自心底笑出来，拍手称好，呵她终于修成正果，多么痛快！”
“我希望看到男主角练成神功，升为教生，女主角得偿所愿，傲视同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为什么不呢，在现实不可能，故寄望于小说。”
“真实生活苦难重重，荆棘遍地，苦闷无聊之至，你爱看骆驼祥子？我不要看，我爱看华丽的俊男美女教事，赏心悦目。”
亦舒与张爱玲，只能在《倾城之恋》里有交集，但即便是《倾城之恋》，也比亦舒笔下那些大头梦更为写实而残酷，之后张爱玲的调子更在华丽里不动声色地沉暗下去，与亦舒的口味分道扬镳，亦舒不明白这一点，她的愤怒因此而显得粗暴。相形之下，张爱玲的态度更值得玩味，她不满地说亦舒和水晶都恨不得她快点儿死掉，免得破坏形象，但同时又极其理性地说：“这些人是我的一点老本，也是个包袱，只好背着。”
亦舒和水晶们的责备固然令她不爽，但也是这些人，曾经推崇她，热爱她，帮她在大众中普及，是她的包袱，更是“老本”。从这一点看，张爱玲比那些动不动就指责粉丝困扰了自己的明星，要清醒得多，也智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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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当傅雷遇上张爱玲
“生活自有它的花纹，我们只能描摹”，张爱玲如是说，“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这应该是傅雷的文学主张。张爱玲是一个窥视者，探身望一望，最多嘴角挂一抹冷嘲，一切留给读者去感受；傅雷则是亲自上场，给那些人排队，好坏分明，他要么是激赏，要么是批判。
1。张爱玲笔下的傅雷情事
写文章的人，很难赢得厚道的名声。他们成天不是忙着出卖自己，就是忙着出卖别人。
琼瑶的处女作《窗外》拍成电影名噪一时，结果因为在作品里面表现了她爸妈的严厉，纠结得几乎不敢进家门。三毛倒是没怎么说自己爸妈的坏话，但是，如果她的那些旧同窗、前男友、她的公公婆婆都是她的读者的话，只怕很多人都会觉得她欠自己一个解释。而凌叔华的后人和虹影打官司的新闻，只是无数文人被起诉案例中的一个比较典型的事件。尽管如此，我得说，跟张爱玲比起来，他们全部是小巫见大巫。
张爱玲刚出道，就在一篇英文散文里，刻画了她父亲的暴躁与虚弱，开始写小说之后，她的那些亲戚，从远房的李氏族人到她舅舅、她弟弟都在劫难逃—她舅舅本来很疼她的，她跟他打听亲戚间的八卦，舅舅知无不言。看自己全家的形象在《琉璃瓦》和《花凋》里被她糟蹋成那样，自己还被她形容为“酒精缸里泡着的孩尸”，舅舅暴跳如雷，几乎要跟她断绝关系。不过，我觉得，她舅舅的这份暴怒大可不必，若他九泉之下能看到那部到21世纪才面世的《小团圆》，就会知道，这个外甥女写她自己，也是一样心狠手辣。
张爱玲将写作，视为自己的宿命，认定一个写文章的人，就不可能是个淑女或者绅士，所以不管她在亲戚群中怎样被孤立，她倔强地依然故我。只有一次，她懊悔自己的出卖行为，在将近四十年后，她在自己的一篇小说后面加了个后记，说“我为了写那么篇东西，破坏了两个人一辈子唯一的爱情……‘是我错’，像那出流行的申曲剧名”。而她想起这小说，是因为在理发店里百无聊赖、突发感伤。为了回避那不愉快的懊恼感，她后来再也没有去过那家理发店。
那篇小说叫作《殷宝滟送花楼会》，到了2013年3月，张爱玲遗产继承人宋以朗才在发表在《南方都市报》的文章里石破天惊地告诉我们，《殷宝滟送花楼会》的男主角，那个神经质的音乐教授的原型，是著名翻译家、评论家傅雷。
他说张爱玲在1982年12月4日写了一封信给他父亲，信上写道：“《殷宝滟送花楼会》实在太坏，不收。是写傅雷的。”有点儿颠覆感对不对？傅雷通过他悲壮崇高的译作《巨人三传》《约翰·克利斯朵夫》，通过他苦口婆心的《傅雷家书》，通过他和妻子朱梅馥在“文革”初始时宁为玉碎不肯瓦全的自杀，成就了那样一个高风亮节的形象，在张爱玲的笔下，却变得这样疯狂而又可笑。
张氏有言，她喜欢在传奇里发现普通人，可是，她笔下的傅雷，已经流落到滑稽了。
《殷宝滟送花楼会》说是小说，当散文看也可以，是第一人称写法，而且叙述者“我”就是一个名叫“爱玲”的作家。且说这日“我”闲居在家，突然有并不熟悉的校花同学抱花来访，坐下来就说她的爱情，她与一个音乐教授罗先生的恋爱始末。
张爱玲不无刻薄地刻画了这位校花同学的矫情与空虚，与其说她是来倾诉，不如说她是来炫耀，炫耀她有一份让她无聊的小灵魂变得厚重的伟大爱情。
同《色·戒》里那位校花王佳芝一样，殷宝滟不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