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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奸雄得到鼓励。重视社会经济（史记有货殖传），去讲求利禄，使人认为贫贱是一种羞辱。这是他的缺点。然而，刘向、扬雄学问渊博，一致赞扬司马迁是良史之才，佩服他条理分明，朴实而不虚华，文雅而不鄙俚。文章率真，史蹟坚实，不作虚伪的歌颂，不隐藏罪恶。所以，可以称之为实录。可是，以司马迁的闻博见广，却不知道保全自己。既然已经陷于极刑，发愤着作，报任安书上的话，也可以相信。可看出他之所以自怨自艾，不过诗经、小雅宦官之流的哀怨（诗经在性质上有「大雅」「小雅」之分，但并没有明确的界限，也没有明确的定义。大概是：「大雅」涉及到天地、宇宙、国家、战争。「小雅」多是个人的感伤、述怀），而只有大雅，十分明哲，才能保身，可是司马迁却办不到。」
王夫之曰：「司马迁挟着私心，完成史记。班固讥刺他不忠，十分恰当。李陵之降敌，罪状昭着，无法掩饰。如果说他孤军抵抗匈奴，而他率步兵五千人出塞，是李陵自己炫耀他的勇敢，并不是刘彻命令，使他不能推辞。李陵全族被诛杀，却嫁祸给李绪（参考前九七年）。等到后来李广利远征匈奴，李陵率三万余骑兵追击，转战九日，难道也是李绪干的？如果说李陵被单于控制，不得不被驱使，难道匈奴除了李陵，便没有可以任用的大将？如果李陵有模棱两可之心，匈奴如何能交给他重兵？使他深入中国疆土，而跟中国军队对抗？司马迁替李陵遮盖过失，唯恐怕遮盖不住，并对李陵祖父李广赞不绝口，褒扬他们世代勳业。司马迁那种背弃公义，图利于死党的话，怎么可以相信？」
刘彻本来希望用李陵的性命，作为他皇冠上的荣耀，所以一听说李陵被俘，便大失所望，老羞成怒。既已肯定李陵有罪，又何必再询问司马迁的意见？司马迁的回答，如果不对，可以不听，可以斥责，可以逐出政府。何至诛杀？更何至刁钻恶毒，指定割掉生殖器？西汉政府法律三百五十九种，死罪四百零九项，判例一万三千四百七十二条，不知道用什么理由，选择腐刑？有人说刘彻爱司马迁的才华，才减死一等。司马迁的罪不至死，而减死一等，还有鞭打，又为什么非腐刑不可。唯一的解释是，刘彻喜欢这个调调，称之为「屌帝」或「割屌皇帝」，应是最恰当的绰号，尤其他用违背诚信的残酷手段，对待一个手无寸铁的文化人，而罪状又不过是一句话没有称他的心、如他的意。
班固之论司马迁，首先是抨击他提倡游侠，注意社会经济，远离圣人之道。
而所谓圣人，都是儒家学派的高级知识份子，可看出儒家思想定于一尊后的遗毒──完全剥夺人们的独立思考能力和想像能力，只要超过「圣人」的圈圈，就有文化打手，愤然出拳。其次是讥刺司马迁智慧不高，不足以明哲保身，并由司马迁之不能明哲保身，证明他的史记不过是宦官们的自悲自怜的作品。这种逻辑，不但不知所云，还包含一种轻佻。班固写这篇文章时，正是他依靠财势双全的皇亲国戚窦宪先生，大红大紫之际，显然认为他的明哲，已使他觅得了安全保证，万无一失。想不到窦宪霎时间被捕，冰山倒塌（参考九二年），班固在监狱里被执行死刑。依照他自己的推理，他的「明哲」可是更差，他的汉书又算什么东西？
王夫之的见识，较之班固，更等而下之。王夫之指出班固讥司马迁不忠，但班固在上述的评论中，并没有此项讥讽。王夫之指控李陵嫁祸于李绪，这种说法，可谓恶毒。李陵已全族被屠，有何祸可嫁？至于李陵追击李广利兵团，那是在全族被屠之后，和西汉王朝已恩断义绝。儒家学派祖师爷孔丘的春秋大义，九世复仇都可以（参考前一○一年），为什么李陵被认为例外？司马迁跟李陵不过相识而已，只因说了几句皇帝听了大怒的话，一千八百年后的王夫之，立刻发明司马迁跟李陵竟是「死党」。在王夫之看来，左拉跟屈里弗斯，孙观汉跟柏杨，更是「死党」无疑。一个以正直自命的人，心灵却如此龌龊。
古人云：「不知其人观其友。」事实上不知其人也可以观其敌。班固不过一个窦家班的马屁虫，才说史记有背圣人。王夫之不过一个传统腐儒，目光短小，冥顽不灵。然而，最妙的还有一位王允先生，这位脑筋像一盆浆糊，激起兵变，一发而使东汉王朝不可收拾的酱缸蛆，却称史记是一部谤书（参考一九二年四月），更使我们喷饭。
然而，无论赞扬司马迁也好，攻击司马迁也好，却没有人检讨屌帝刘彻的兽行。这涉及到基本人权。性心理学专家尤其应该研究研究刘彻变态程度，使这个老流氓，无所遁形。
暴政产生盗匪
刘彻用严厉的法令，控制全国，特别喜爱酷吏。各郡郡长、各封国宰相，以及各封国首府警备区司令（二千石为治者），大多数都残暴无情，而小吏和人民犯法的却越来越多。东方（函谷关以东）各地，盗贼起，大的成群结队，多达数千人，攻打城市，夺取军械库的兵器，救出监牢里的死囚，逮捕郡长、民兵司令（都尉），杀戮高级官员；小的也集结数百人，劫掠乡村行旅，以致路断人绝。
刘彻采取更严厉的手段镇压，命总监察官（御史中丞）、宰相府秘书长（长史），负责监督，但无法禁止。于是派遣特级国务官（光禄大夫）范昆、曾任部长（九卿）的张德等，当「绣衣戒严官」，「持节」，携带虎符，到各郡各封国，调发正规军征剿。面积大一点的郡，能一次诛杀一万余人；加上供给匪徒饮食的跟连坐的普通人民，纵是面积小一点的郡，也诛杀数千人。
几年之后，有时也逮捕到变民的领袖。然而，正规军逃亡的散兵游勇，跟残余的或新起的变民结合，重又占山为盗，聚集在一起，政府也无可奈何。刘彻仍认为法令不够严苛，于是，颁布「沉命法」：「有了盗贼，官员没有发觉，或虽然发觉，逮逋的盗贼人数不成比例的，上自郡长、民兵司令、封国首府警备区司令（都是二千石）；下到最低最小的小吏，以及跟治安有关的官员，一律处死。」
结果是，小吏们恐惧处死，地方上虽然有盗贼，也不敢承认，唯恐怕呈报了上级之后，不能捕获，连累郡政府高级官员，郡政府官员也盼望小吏们不提出报告。
于是，盗贼一天比一天增多，上下互相掩饰，靠着虚伪的公文来往，逃避法网。
全国到此，已陷混乱，原因只有一个：「官逼民反」，由于官吏的贪污残暴和无情的冤狱，使人哭天无泪，面临抗暴或死亡的选择。压力只能使表面平静，暴政不除，混乱不止。纯靠压力已是愚不可及，再发明「沉命法」，统治者的头脑有时候真是狗屎做的，又多一例证。狗屎头脑的思考方式是单线的一厢情愿，用杀戮来督促官吏肃清盗贼，却没有想到反使盗贼更多，而且更为公开。
消灭变民的唯一方法是政治清廉和司法公平，不能纯靠杀戮。
巫蛊
纪元前九六年，西汉王朝（首都长安「陕西省西安市」）因杆将军公孙敖的妻子，被控「巫蛊」，西汉帝（七任武帝）刘彻（本年六十一岁）下令腰斩公孙敖，屠杀全族。
这是「巫蛊」在资治通监第一次出现，紧接着是一连串屠杀。用现代眼光来看，「巫蛊」使人失笑，但我们不能笑，因为它充满血腥。我们也不应笑，只要是专制独裁制度，只要所谓的「英明领袖」拥有无限权力，一定会有「巫蛊」──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特有的「巫蛊」（二十世纪中叶稍后的「巫蛊」
是「反党」「反人民」「反中央」「反革命」），作为暴行的藉口。
进了疯人院
刘彻的皇太子刘据发动兵变，兵变失败逃亡，向东逃到湖县（河南省灵宝县西），躲藏在泉鸠里。主人贫穷，靠织卖草鞋供养刘据。刘据有一位旧部属，也住在湖县，听说他很富有，派人向他借贷。于是，消息走漏。地方官员包围刘据居处。刘据了解不能逃生，就回到房间，紧闭房门，自缢而死。
山阳（河南省焦作市）男子张富昌，当时正是法警，用力开房门。新安（河南省渑池县东）小吏（令史）李寿，抢先把刘据抱住解下。主人在保护刘据的格斗中被杀。皇孙二人，同时遇害。刘彻伤感，封李寿当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