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据许文，“1990年4月，率三野八兵团首先进入南京的陈士榘将军会见原南京地下党市委书记陈修良时说：‘南京实际上是和平解放的，地下党起了里应外合的作用。（国民党）海陆空军多已起义，南京的守敌逃光了，解放军得以和平方式占领南京。”’（第28页）
综合许文，南京解放的特点如下：
（1）解放战争后期的19481949年间，在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取得胜利并继续进军的威慑之下，敌人已无力与解放大军正面对抗，大城市的国民党党、政、军首脑及其部门，处于一片慌乱、准备弃城而逃的状态。大军压境，是南京和平解放的必要前提。
（2）我军虽然大军压境，但尚未进人这座城市。而敌人却弃城而逃，城市成为权力真空的“真空时期”。真空时期的形成，是南京模式的特殊内容。
（3）为了保护城市人民的生命财产和公共设备，处于地下的党组织（或地下党和党领导的其它革命组织），敦请早有联系的社会知名人士出面，组织民众公开维持真空时期的城市治安。由此里应外合，直到解放军入城，城市正式解放为止。有组织地公开维持真空时期治安，是城市得以完好保存、和平解放的必备条件。
（4）真空时期不长，大约三、五天左右。之前，即敌人即将逃跑时，出现“黎明前的黑暗”：敌人多有垂死挣扎，或屠杀、或破坏；我方则通过各种方式与敌周旋，尽量减轻损失。这是敌我双方进行较量的最尖锐阶段。此后，敌人逃跑，真空时期到来，广大人民群众与民众治安会之类组织结合，终于在解放军未打一枪一炮中，里应外合，解放了这座城市。在大军压境之下，城内的敌我双方尖锐较量，而我方终获胜利，是南京模式最后结果。
以上四个特点，就是笔者归结的南京解放模式。
下文将依照上述四大特点，分别说明武汉、贵阳两市的解放，亦属“里应外合、和平解放”这一南京模式。
武汉的解放
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南京的失落，宣告了它延续二十二年统治的覆灭。我解放大军为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狂风暴雨北往南扫，渡过长江，向华中重镇武汉进军。
地处武汉以北的中原中央局所属的江汉区党委（对外称“江汉军区”）城工部二部（二地委的简称），其时驻于武汉西北前沿约一天路程的天（门）汉（川）县的汈汊湖游击区。该区域曾是红军时期、抗战时期老根据地。刘邓大军南下，开辟了江汉解放区，境内基本安定，故城11_q部的机关驻此，部长邱肱良和所属的天汉县委城工部长陆天虹、云孝县委城工部长饶民太、京应天汉县委城工部长王有学、天京潜县委城工部长林涯萍等，具体领导着争取武汉和平解放的斗争。
（1）真空时期的形成
从1949年5月15日国民党武汉驻军最高首脑、华中剿总总司令白崇禧弃城而逃，到17日武汉三镇全面解放，这三天的武汉乃是一座空城，成为权力真空的时期。
在武汉真空时期之前，四野的萧劲光将军率领第十二兵团长途奔袭，打到武汉以北的孝感，并做好强攻汉口的准备；解放军第40军153师，也准备强渡长江，包抄武昌；而身为国民党华中剿总副总司令的张轸，率领三个师在金口宣布起义。至此，白崇禧乃于15日下午坐飞机弃城而逃。晚7时，国民党守备司令鲁道源发表书面谈话，放弃武汉。午夜，国民党58军全部撤离。而此时解放军尚未进城，城市进入真空期。
（2）我方的城工工作
在真空时期到来之前，我方城工二部对武汉的城3131作就有所安排：
“第一，紧紧抓住我军兵临城下的大好时机，充分发挥党的政策威力，对国民党……军政界上层头面人物，广泛地开展政治攻势，进行分化瓦解工作，有效地策动他们脱离国民党反动营垒，走上投向人民的革命道路。”（《武汉城工史料》地委城工部部长邱肱良的回忆，第34页）如，成功地做好“对汉口市长晏勋甫的争取工作”。（第34…36页）
“第二，在反搬迁、反破坏、保护城市，迎接解放的斗争中，我们还广泛地开展了统战活动……以扩大我党政治影响，稳定人心，护厂保产，迎接解放。”（同上，第43页）
“第三，在动员、组织群众开展反搬迁反破坏斗争方面，我们主要是配合武汉市委在一些有条件、有基础的学校、工厂、企业开展群众性的护厂、护校活动。”（同上，第47页）
为了在真空时期保护好城市，由有声望的人士出面，组织一个维持治安的机构很有必要。如身居武汉的国民党元老李书城，于1949年1月23日赴解放区，受到刘伯承、陈毅接待，衔命而归后，以他是地方耆宿、在广西陆军小学堂任教时是白崇禧老师的双重身份，与另一耆宿张难先，联名给白写信，表示要成立武汉市临时救济委员会，保护城市，并敦促白崇禧不要炸毁公共设施。白崇禧无奈，只好口头答应。他们又给城防司令鲁道元几万元作“搬迁费”，“因此，鲁撤出武汉时，仅象征性地炸毁了几艘江中的趸船。”（详见《武汉晚报》）
不甘心失败的敌人，逃跑前在我方力不能及的工厂和某些特殊单位，也有破坏。“最令人痛心的是，15日夜，关在监狱里的中共湘鄂特委秘书、武汉中心小组党支部书记张冰，被逃离武汉的国民党装入麻袋，扔进了长江。”（《齐鲁晚报》）
1949年5月16、17日，武汉终于在里应外合中，获得和平解放。
对于武汉的解放，中共江汉区党委城工部张箴副部长回忆说，它是我城工部和包括中共武汉市委在内的其它兄弟组织共同努力，“并与正面战场上的军事斗争紧密相配合”“我们才有可能夺取和平解放武汉的全面胜利”。（《武汉城工史料》第8页）
武汉解放后，李书城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此后又任新中国第一任农业部长。（《武汉晚报》）
贵阳的解放
1949年2月，我和萧良汉在湖北的天（门）汉（川）县的中共中原局江汉区党委（对外称“江汉军区”）鄂中地委（即“二地委”）城工部（简称“城工二部”），作为两名中共党员，由区党委城工部派遣、城工二部直接领导，前往贵阳，作地下城工工作，以争取该地的和平解放。领导又指示我们，可以建立和发展组织和独立处理问题，但不得与当地的共产党和党的地下组织，产生横的联系。
我们于这年的2、3月分别启程，来到贵州省会贵阳。分别住在贵阳的各自家中，并各自开展工作。
我们原是在大学从事反美蒋的学生运动的学生。我在南京的中央大学，因从事活动于1948年“8·19”被捕入狱，经党组织营救出狱而输送到江汉解放区，留在城工二部的；萧良汉则是武汉大学学生，因被敌人注意，由地下交通送到城工二部来。其时，已是我军转入战略进攻，形势迅速发展之际。据邱肱良部长回忆：“为了适应解放战争迅速发展的需要，我们还根据城工工作既有一定的地区范围，又不受一个地区限制和放开手脚、普遍撒网的原则，派出有条件的人员，到外地、外省开辟工作，以配合全国的解放事业。”我们二人，以家在贵州，符合上述派遣原则，因而派我们去贵州。（《武汉城工史料》第56～57页）
当我们来到贵州，在省会贵阳各自开展一段工作后，这年的春末，我们便以贵阳师范学院为基地，进一步发展组织，稳妥而积极地铺开工作。
选择师院为基地是有原因的：萧良汉的父亲，是我省著名的数学家，不久前由武汉大学调任师院院长，他全力支持其子的革命活动。此前，我以南京局势紧张，辍学回乡，往贵州大学借读，作为公开身份；良汉则在其父安排下，在师院邻近的中山中学作代课教师，住于其父居所的师院理化楼一角，而理化楼其它宽敞房间、地面，则供良汉使用，以便我们活动。师院是一所高等院校，成年学生众多、教职工不少，我们可在其间活动并发展组织，而不易受人注意。所以，以此为基地甚是合适。
随后，为了工作需要，我们进而建立“江汉军区城工部贵州支部”这一城工组织，将各自发展的城工人员和小组，置于支部领导之下，支部领导人以萧良汉为正、我为副；而对外，则以我同江汉城工二部联系的化名“郑流”，代表支部，开展活动。其实，城工部是党的一个部门，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