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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情况及我们开展的活动，大致如下：
（1）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军压境
据2006年7月出版的《中国共产党贵州历史第一卷》（以下简称《贵州党史》）：1949年10月20～
22日，由杨勇司令员、苏振华政委率领的五兵团，在湖南的“邵阳召开各军首长会议，部署入黔作战，决定以十七军、附兵团野战炮团为中路，沿湘黔公路进击，负责攻占贵阳；以十六军为左翼，向天柱、三穗、镇远挺进，协同十七军作战。以十八军为兵团二梯队。右翼有友邻十军，负责向铜仁、松桃进攻，争取在黄平以东歼敌四十九军，以利夺取贵阳。”（第400～401页）由上可见，此时的贵阳，已是大军压境，但正在途中，尚未兵临城下。
（2）大军压境下的贵阳城内敌方动态
在大军压境下，贵阳城内的国民党党政军首脑，自知难以抵挡。11月9日，由省主席兼保安司令的谷正伦召开师以上军政人员参加的应变会议，部署事宜。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即11月10日，谷正伦遂率部仓皇逃离。此时，我军尚在途中，贵阳进入真空时期。
（3）我方的城工工作
（甲）搜集情报。探听敌方动态，进行策反
我们的工作重点是放在学校内部，但各城工人员还根据自己条件，利用社会关系，开展策反和搜集情报。
如，国民党四十二补给区司令杨亚仙，早年与我方城工人员戴自俺（时任贵阳师院附小校长）在贵阳师范学校同学，曾有交往。我们便布置戴利用这一关系，和杨打交道，受聘为该补给区顾问。戴遂经常出入官邸和各种社交场合，以了解敌方动向（如国民党首脑准备弃城而逃的情报），对我们及时掌握敌情、部署工作，帮助很大。
又如，城工人员王学易（贵州大学学生），利用赤水小同乡关系，先后对国民党贵州省党部职员曾剑秋、袁永江，调查统计室掌管人事的中统特务税天荣进行工作，均有收效。贵阳真空时期，税由王带领向我们投诚，交出手枪一支和贵州全省中统人员花名册。贵阳解放后，我们把税及其手枪、花名册交给贵阳市军管会公安接管部（省公安厅前身）。曾、袁二人，亦在王动员下，到我公安接管部投诚。……
再如，城工人员刘正荣，以城郊的清镇火车站站工身份观察敌军动向、搜集情报。我十六军四十六师一三六团作为先头部队抵达清镇时，刘正荣除将搜集到的情报向我部队报告外，还为部队解决了兵粮问题。直到1983年，当时的团副政委徐挹江同志已是省委常委、宣传部长，还能对我说起城工人员解决军粮的事。
此外，我们还通过各种社会关系搜集情报。均载《武汉城工史料》第363～364页，不再细叙。
（乙）开展统战工作
统战工作的开展，首先是萧良汉争取其父萧文灿教授的工作。当良汉回到贵阳，与其父多次交谈而父子取得共识后，他便以国立贵阳师院院长的身份，全力支持我们工作。对此，前文已有说明。今再略加补充：1949年6月，贵大知名学者丁道衡教授等三位进步人士被捕，萧院长闻讯后，亲自起草并领衔致函贵州省政府，进行营救，国民党当局迫于压力，终将他们释放。贵阳解放后，萧院长受到苏振华政委热情接待，以后又当选为贵阳市政协一、二、三届常委。
其次，在团结知识界、工商界方面的工作，也取得了一定成效。如，城工人员牟中一（贵大学生），在亲友和同乡中宣传党的政策，使贵州企业公司理事李玉墀、鲁丰布厂经理王伯瀚打消疑虑，不仅留了下来，而且还打着红旗去迎接解放军入城。城工人员袁重一（贵阳师院学生），利用在广东街纱商傅家作家庭教师的机会，宣传革命形势和我党保护民族工业的政策，从而安定了许多纱商的情绪，没有卷资外迁，解放后继续开业，对稳定市场、维护生产，起了良好作用。（详见《武汉城工史料》第362～363页）
（丙）开展宣传工作
运用各种方式，宣传群众，团结群众，是我们开展城市地下工作经常而又十分重要的任务。
首先，我们利用一些有利条件，秘密收听解放区的邯郸广播电台的广播，以了解时局，并作好记录油印，进行学习和宣传。
其次，我们油印或口授一些民歌、民谣，乃致政治性不太明显而又具有一定政治含义的歌谣，交城工人员在大中学生中广泛开展文娱宣传活动。如，“教授教授，越教越瘦！”“老师老师，力竭声嘶！”那些政治性强的歌曲，但已流行者，如《夫妻对口唱》、《茶馆小调》等，我们也适当选用。如此等等。（详见《武汉城工史料》第359…362页）
反搬迁、反破坏，护校、护厂
由于我们以贵阳师院为基地，所以我们的反搬迁、反破坏，主要在师院（包括附中、附小）。此一活动，是萧文灿院长以其公开身份主持进行的：
首先从组织人手，使学生自治会、教授会、讲师助教会活跃起来，以便开展群众性的护校活动。通过学生自治会筹办了工人夜校（工作人员中有城工人员），使工人与学生团结起来，成立全校性的师生员工互助会，付与监督学校行政之权，使其起到统一领导护校的纽带作用。同时，由院长召开大会，公开动员，号召大家热爱学校、保护院舍校产。
第二，反对搬迁，积极筹集费用，维持师生员工生活，稳定教学秩序。在萧院长号召护校期间，学院的几个三青团头头拉着学生会主席刘文斌（城工人员）去见院长，问他“为什么不见迁校动静？”萧院长从容拿出学院向省绥靖公署请示迁校的报告底稿，给他们看，说是一经批复、拨下经费、划定地点后，立即搬迁。询问者语塞而出。事后，萧院长对刘说，省绥署等机关忙于逃跑，哪有钱给我们迁校？其时，萧院长在广州开会，好不容易领到一笔“临时措施费”，他即将此款交善于经营的同事，妥加安排，换为黄金、银元，存入可靠的商号，取息维持全院费用，从而稳定师生情绪，不搬迁、不停课，保护好学校。
因此，贵阳师院以学校保护完好、师生不散、未停一天课、员工工资照发等为特点，而成为贵阳高等院校中最出色地完成了反搬迁、反破坏任务的学校。
除贵阳师院外，城工人员杨守达，在中山中学团结一批老师，组织同学，手持“童军棍”日夜守卫，保护学校。在贵大、贵医，支部在该校的城工人员，也和学校师生一道，参与了护校斗争。
护厂方面，贵阳电厂职工中的城工人员王绍聿、叶淑美夫妇，参与了电厂的护厂斗争。那时，电厂也有其他地下党员在护厂，我们的工作起了配合作用。王绍聿同志其时是我城工人员戴自俺组织的“行知读书会”成员。后来知道，他原是1938年在河北保定入党的党员，因失去党的关系，辗转来到贵阳电厂。解放后，夫妇俩回到保定。1987年7月17日，保定市委以“市组审字（87）89号”文，落实政策，恢复了他“1938年6月入党”的党籍。
贵阳电厂中，破坏与反破坏斗争是极其艰苦的，其成就也是辉煌的，它是解放前夕全国六家没有受到破坏、没有停电的电厂之一，受到中央和省、市的表扬，获得燃料工业部1950年颁发的“护厂先锋”奖旗。
（戊）争取有声望人士筹建维持“真空时期”治安的民众组织
早在真空时期形成之前，萧文灿院长就关注贵阳这座城市如何免遭敌人破坏、争取尽可能和平解放的问题。他向我和良汉提出组织群众性治安会的设想。我们接受了他的建议。在另一城工人员、师院附小校长戴自俺参与下，我们同萧院长一道，列出一份约有三十人的、可争取的贵阳上层人士名单，又拟写了一封信，陈述当前形势，敦请他们出来组织一个维持贵阳治安的机构，在国民党当局无力或不能维持贵阳治安时，由这个机构保护城市和人民。
1949年11月上旬，我们将这封信以“江汉军区城工部贵州支部”名义，按名单分别投递。对于有些头面人物，则通过社会关系，直接送交：
——如卢焘是辛亥时期的革命元勋，孙中山在粤就任非常大总统时委任他为黔军总司令和贵州省长，因而虽早已解甲隐居，但声望极高。因此，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