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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里可以看出，陈独秀的启蒙运动是一场比孙中山更加彻底的革命，陈独秀是要把欧洲两千多年发展起来的自由、民主和科学应用于中国，彻底改变几千年以来中国人民处于奴隶地位的旧伦理、旧道德、旧政治、旧思想，建立起人民本来就是主人地位的新伦理、新道德、新政治、新思想。
三、陈独秀终于回归民主
陈独秀不了解西方历史发展的实际，对于西方当时的情况，只能按照《共产党宣言》所说的话学舌，“资本主义一面固然增加财富，另一面增加贫困”，“各国资本主义制度都要崩溃，中国哪能……单独保存它（指资本主义）”。但另一方面，陈独秀虽然转向马克思主义，却仍然是一位有独立思考能力的思想家和负责任的革命家。在1921年共产党成立后，共产国际派来的代表马林向当时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之间负责联络的张太雷说：“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都是在第三国际领导下，……中国不能例外。”张太雷向陈独秀汇报，陈独秀很生气，拍桌子说：“各国有各国国情，……我们要保留独立自主的权利，要有独立自主的做法。……决不能让任何人牵着鼻子走，我可以不干，决不能戴第三国际这顶大帽子。”
当时在中国存在着两个主要的政党，代表资产阶级的民主的国民党和代表无产阶级的共产党，实际上中国的资产阶级十分薄弱，中国的无产阶级也很薄弱，按照共产国际的观点，“中国大部分工人是老式手工业作坊的手工业者，他们的思想完全是宗法式的，……他们不问政治，现代工人的数量很少。”“在当今的中国，只有国民党是革命的政党。”“中国唯一最大的民族革命集团是国民党。”因此马林把中国共产党说成为“早产儿”，是“有人过早制造出来的”，在这种权衡对比下，在1923年共产国际执委会由布哈林决定，马林参与，作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决定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以“党内合作”的方式进行两党合作。
苏共虽然是共产国际的党，但是作为一个国家，却是大国沙文主义者，苏俄驻华的全权代表越飞在1923年1月26日与孙中山发表了《孙中山越飞联合宣言》，孙中山同意外蒙古的独立和苏俄拥有中东铁路的权利，苏俄的军队不必从外蒙古撤退，苏俄则给孙中山经费和提供武器，派军官为孙中山建立军校，训练军队，从事武装斗争。斯大林的如意算盘是通过这个协定来控制两党，从而使中国成为苏俄的附庸。孙中山去世以后由蒋介石担任国民党的领袖，蒋介石就利用苏俄的援助建立了军队，实行北伐。蒋介石的北伐很顺利，在1926年6月占领了武汉，第二年1月顺长江东下，取得了上海和南京。蒋自以为羽翼已经丰满，便与英美勾结，与共产党决裂，实行四一二事变，屠杀共产党人，斯大林想要利用国民党的计划彻底失败。但是斯大林不能不找替罪羊来掩盖自己的失误，这就很自然地找到了陈独秀，因为陈独秀从来就与共产国际的主张不断龃龉。中国共产党在1927年8月7日在武汉召开中国共产党中央全会，严厉批判陈独秀，而且决定陈独秀无权为自己辩护，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很重要的一次会议，简称八七会议。陈独秀的领袖地位实际上已经被剥夺了。1928年在莫斯科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陈独秀拒绝出席，一位连任五届总书记的党的领袖于1929年11月被开除党籍。
抗战开始以后，陈独秀来到四川江津一个偏僻的小山村，过着穷困和孤独的生活，陈独秀在这种孤独的生活中总结了他为国家为人民的利益奋斗一生的经验，按他自己的说法，经过了七、八年的回顾和思索，他终于从当年热衷于共产主义回到了民主。陈独秀在1940年3月20日给他的托派朋友分别写了两封信。
“你们错误的根由，第一，不懂得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之真实价值（自列＇宁＇、托＇洛茨基＇以下均如此），把民主政治当着是资产阶级的统治方式，是伪善，而不懂得民主政治的真实内容，……民主政治是十三世纪以来大众以鲜血斗争七百年，才得到的今天所谓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
“十月革命以来，拿‘无产阶级的民主’这一空洞的抽象名词，来打毁资产阶级的实际的民主，才致有斯大林统治的苏联，意德还是跟着学的。”
“以德俄的独裁代替英、法、美的民主，是退步的。”
“民主是自从古代希腊、罗马以至今天、明天、后天每个时代被压迫的大众反抗少数特权阶级的旗帜，并非是某一特殊时代历史现象。”
从陈独秀的观点看来，民主是人们生活中所永远需要的，不是某种历史的特殊现象。德意和苏联都是对人民的专制统治，因此都是“退步的”。
四、完全不同的历史观、价值和逻辑
马克思主义和资本主义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历史观、价值和逻辑。我们的体制改革实际上是面临这两种理念的选择，对这两种不同的理念的选择，是选择其一而去掉其一，不能把两绝对的对立和矛盾的理念和价值不加考虑地硬拉在一起。陈独秀在启蒙运动中是十分明确的，他要建立以人民为主体的民主共和制，决心抛弃个人作为他人的奴隶的纲常伦理和封建专制制度。
我们今天的改革与陈独秀不一样，既要鱼也要熊掌，要两者各得其兼。办法是坚持实现马克思主义，也要坚决地引进西方的被马克思抛弃了的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制度，要以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制度来加快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速度。
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国面临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等等的彻底破坏和如何重建，邓小平曾去美国访问，深深感到我国社会主义的生产力落后于资本主义太多了，按他自己的说法，“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邓选》第三卷第375页）。因此，改革的当务之急是要把生产力赶上去，只有这样，才能使老百姓看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才相信社会主义，因此邓小平反复强调，“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是发展生产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就是发展生产力”。“我们探索中国怎样搞社会主义，归根到底，就是发展生产力”。为了加快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把生产力搞上去，邓小平把在资本主义制度中行之有效的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制度引进社会主义制度，目的是加快生产力的发展，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因为社会主义制度生产力发展太慢，老百姓不满意，就不能巩固。但是邓小平也怕因为引进市场经济而把资本主义的自由和民主也顺手牵羊地带进来了，因此他特别强调，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关心的是经济，隔几年抓住机会，就上一个台阶，加快发展。当时提出的政治改革，就是“精简机构”、清除社会主义制度的“官僚主义”，“提高行政效率”。
但是，市场经济是建立在两条原则的基础上的。
第一，劳动者的劳动所得，归劳动者个人所有，亚丹·斯密称这是“个人最神圣的权力”。
第二，在制度和法律的基础上完全平等和自由的竞争。任何人都没有特权。
这两条原则在改革前的制度体系中是不可能实现的，党和党的干部握有一切决定的权力，而不受任何干预，改革又把干部所掌握的权力扩大到经济领域中来，进行完全不平等的竞争。从开放市场，成立公司制的第一天开始，财源就开始以各种方式向权力者滚滚而来，一个权力者阶层从改革开始就已经成为财富集中的阶层而产生了。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这个权力财富阶层就更加毫无阻力地发展。
造成这种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