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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将“政治行动委员会”的办公地点设在台北市圆山，蒋介石指定唐纵为召集人，同时又命周至柔当主任委员，委员有蒋经国、郑介民、毛人凤、张镇、叶秀峰、毛森、陶一珊、彭孟缉等人。郑介民代表国防部二厅系统，毛人凤代表保密局，张镇代表宪兵特高系统，叶秀峰代表中统，毛森、陶一珊代表警（察）、保（安）、稽（查），彭孟缉代表台湾警备司令部。
“政治行动委员会”的建立，在毛人凤看来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其一，表示特工系统的地位得到了提高，乃至与军队、党务并称为蒋介石的三大支柱。其二，显示了蒋经国对特工系统的领导作用。名义上，唐纵为召集人，周至柔为主任委员，其实掌握特工活动的重心，还是在“总裁办公室”，蒋经国是“总裁办公室”的主任，事实上大权在握。其三，突出了毛人凤在待工系统的地位。首先在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构成中，加强了老军统的力量，毛人凤、毛森、陶一珊占有三席；另外，毛人凤作为“总裁办公室”的要员，位居一人（蒋经国）之下，众人（政治行动委员会委员）之上。这一切，日后都成了毛人凤出入头地的资本。
然而，事过半年，又生变故。“政治行动委员会”宣布撤销，由“总统府资料室”取代，蒋经国任资料室主任，名正言顺地篡取了特工系统的领导权。显然，以特工系统为发端，老头子加快了向蒋经国时代过渡的步伐。这对毛人凤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呢？从一开始，毛人凤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可能引发的危机，后来亲历了整肃运动的全过程，从旧臣落魄中勾联出同病相怜的感伤，虽有触及，却不深刻，心底里的“空洞”仍旧无法填补，直到胡宗南的现身说法，振聋发喷般地提出了“晚节问题”，毛人凤才顿悟道，身处于新老交替的转折时期，选择好政治定位是何等的重要！
不怕做不了，就怕想不到。入岛以来，毛人凤第一次开始全面地反省自己的行为和观念，觉得及时适应和跟上即将到来的后蒋介石时代刻不容缓，否则就要在新旧矛盾的冲突中惨遭淘汰。为此，他分析了现状：精干专业，富有经验是自己的长处；老臣居位，有碍新进是自己的短处。如何扬长避短，关键在于审时致用，无碍主流，而当务之急是必须重新反省与蒋经国的关系。
客观上看，由于启用新人无可逆转，自己不可能成为小蒋的亲信股肱；另一方面，新进锐取，需要者臣“谋国”，凭藉过去与小蒋良好的共事关系，做到这一点并非难事。主观上看，仅仅停留于取信老蒋，万事无忧的观念似嫌陈旧，而应把老蒋与小蒋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想到这里，毛人凤忽然觉得自己像一艘行走在礁石丛里的小舟，处处有暗流，时时遇危险，必须加倍小心，十分睿智，才能渡过险滩，抵达平川，忐忑之际，不由地又想起了“沙蟹哲学”。
迎接“反攻”
1950年6月25日，岛内的整肃运动开展得正酣，保密局“汉城组”突然发来急电，说是朝鲜战争已经爆发，详情有待细查后禀报。为此，老蒋异常激动，认为翘盼已久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来临，特意关照毛人凤要为迎接新的战略转变做好准备。6月25日夜，“国民党”驻韩大使邵毓鳞的详细报告送到，证实了保密局“汉城组”的情报无误，毛人凤心情陡然松缓，如同掀除压顶巨石一般，兴奋得彻夜难眠。
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在白宫宣布武装干涉朝鲜。第二天，太平洋舰队的13艘军舰开入台湾高雄港，伴之还有一道冠冕堂皇的总统声明，称：
“鉴于共产党军队的占领台湾将直接威胁到太平洋区域的安全，并威胁到在该区域履行合法而必要之活动的美国部队，因之，本人已命令美国第七舰队防止对台湾的任何攻击，并且本人已请求台湾的中国政府停止对大陆的海空活动。”7月里，麦克阿瑟飞赴台湾与蒋介石磋商共同防御事务；8月，美国空军第十二航空队进驻台湾，自此，孤岛求得老美庇护，上下惶惶不安的气氛渐趋淡薄，接踵而来的则是为促成新的战略转变，即反攻大陆而摩拳擦掌。
从6月29日起，台湾“外交部”就向美国政府提出申请，愿意派遣三万三千精锐部队参加“联合国军”赴朝作战，趁机把战人引向大陆。美国政府的意愿恰恰相反，只希望通过“台湾中立化”，阻止中国军队解放台岛的步伐，并不想以此激怒中共，成为哉争中的对手，因此，拒绝了蒋介石的请求。
7月份，麦克阿瑟以“联合国军总司令”的身份到台湾访问，老蒋以自己的部队“距离韩国最近，是能够赴援最快”为理由，再次提出赴韩参战的请求，仍然遭到麦克阿瑟的拒绝。然而，从各自的战略需要出发，老蒋依然把配合“韩战”的文章与反攻大陆的目的联系在一起，从毛人凤的特工部门出发，第一个“杰作”就是阴谋策划“炮轰天安门”的事件。
“炮轰天安门事件”是朝鲜战争爆发后，美蒋加紧反共，暗中勾结的产物，参与制造事件的两个主角一个叫李安东，意大利人，二战期间住在北平，专为日本侵华当局收集情报；另一个叫山口隆一，日本人，二战时期来到北平，曾任日伪华北航业工会北京办事处处长，负责搜集华北沿海船舶以及抗日游击队的情报。抗战结束后，李安东被国民党当局抓获，因为有了改换门庭，为美国情报机关服务的表示，美方出面斡旋，让李安东出狱，接受美国驻华使馆北平武官处上校武官包尔德的领导，继续从事间谍活动。山口隆一则被军统局的“国际问题研究所”网罗，后来他为包尔德所用，成了服务于美蒋的双重间谍。
1949年北平解放后，李安东、山口以侨民的身份留住下来，继续从事间谍活动，其中山口隆一还分别向美国与台湾传递情报。与美国的联络方式是将情报寄往东京日洲产业株式会社，转送东京美军总部；与台湾的联络方式是经台北日侨自治会转保密局。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情报部门与保密局准备联手在北京制造一个惊天动地的大事件。于是由美方授意，李安东策划，保密局配合，炮制了一个叫“炮轰天安门”的方案。预谋在1950年10月1日举行国庆大典的那天，于李安东居住的甘雨胡同乙17号大院内架设一门迫击炮，炮口对准天安门，当大典的礼炮鸣放时，连续发射3颗炮弹，每发的爆炸威力是120平方米，只要有一颗击中，天安门城楼就会变成废墟。由于甘雨胡同就在离天安门不远的灯市口南侧，只要计算得准确，命中率无需担忧。因此，方案一经上报，立即获得美国情报机关与保密局的肯定，并许以50万美金的重奖。毛人风为了确保此举成功，还决定动用一个潜伏在公安部的特工，届时制造干扰，分散有关部门注意力。如果获得成功，再设法策应李安东和山口隆一从大陆撤退，或是到台湾，或是去香港。
计划拟定，一切都在积极的准备之中，9月中旬，山口隆一寄往东京日洲产业株式会社的一封航空信被我公安部门截获，发现信中有一张手绘的天安门草图，图中画有两个箭头，一个指向城楼中央的小人，旁边写着“到现在水还是达不到这里。”第二个箭头指向天安门楼顶，附记：“从日本买来的消防压水机，能超过这屋顶。”再看看信的内容，也有类似的文字——“据说最初试用的地方在天安门，水从屋顶过去，是为一代趣事，所谓天安门紫禁城正中的一小门，其前建有人民广场，每当政府祭礼之日，政府中有名望的人登在台上，检阅军队分列式和民众行列。以前的消防压水机压至毛泽东立着的台子附近……”早在北平解放之前，中共的地下情报组织，已注意到东四三条的“美国新闻处”，实际上是美国情报机关驻华的一个分支机构，便对与该机关经常联系的人员进行了调查，其中包括李安东、山口隆一等。解放后，公安部门发现这些间谍大多以侨民的身份留住下来，暗中对他们实施了监控，山口隆一的信件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截获的。1950年9月27日，中共北京市委书记根据公安部门提供的确凿证据下令破案，当天，李安东、山口隆一被捕，在他们的住宅里搜出50毫米口径的迫击炮一门，炮弹若干，以及手枪、剧毒药物、情报底稿等等。1951年8月18日《人民日报》以《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判处美国特务间谍阴谋武装暴乱案》为题，发布了主犯李安东、山口隆一被判处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