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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游击战
1950年10月8日，毛泽东根据朝鲜战场的紧急形势，发出《给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的命令》，紧接着几十万雄师，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正式拉开帷幕。
由于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参战，蒋介石误以为利用美国力量光复大陆的时机已经到来，战略上开始变困守为出击，加紧了对大陆的反攻，于是保密局的潜伏武装一跃而成为重要的内应，毛人凤冠之以美名曰“大陆总体游击战”。何谓：“总体”？说白了也就是大面积、全方位，强调一个广度，突出二个力度。然而，实行起来，唱的不如想的，做的不如唱的，一方面是因为大陆剿匪斗争的节节胜利，另一方面是“显示力量”的过程中损失惨重，到了1950年底，毛人凤手里剩的“王牌”（指潜伏武装）只剩三张了。
第一张是周迅予部。1949年12月，毛人凤在成都组建过6个反共救国军纵队。第一纵队胎死腹中，司令何龙庆在成都失守前，脚底抹油，率先逃跑了；第三纵队散沙一盘，司令罗国熙突然去向不明；其他如曾晴初、杨超群、刘崇朴等几个“司令”相继挑出白旗，向人民政府自首，队伍跟着也就不存在了。只有周迅予，赶在解放军进成都前，拉着队伍窜进灌县青城山区，后来又与原七十二军傅秉勋残部、原十六行政区专员兼保安司令何本初等会台，勾结当地藏汉实权人物、土司头人等，逐渐在川西北的清化、茂县、懋功一带形成气候，大本营设在地势险要的懋功。由于那个地方人烟稀少，自然条件恶劣，人民政权的力量相对薄弱，有利于土匪活动。因此，这班反革命武装也就特别猖狂。他们封锁交通，办理捐税，自立法规，恢复国民党县、区、乡、保各级政权，公开组织和训练部队，扩充编制，把“纵队”的番号升格为“川康反共救国军”，开始以原四川省政府主席王陵基的名义发号施令。王被捕后，再由台湾方面委以“甘肃川边游击根据地第一○一路游击总指挥部”，简称“西南游击一○一路总指挥部”，周迅予任中将总指挥，何本初为中将副总指挥，称霸一方。
这股反革命武装从一开始起就直接听令于毛人凤。有一个例子很说明问题。1950年3月，解放军成都军管会公安处在成都办了一个政训班，集中大批自首登记的国民党县团级以上的军政人员学习，原军统分子、成都警察局外南分局长范白驹也在其中。范和周迅予有金兰之交，当年参加军统，周是介绍人。一个多月来，范经过学习，觉悟有了提高，再加上周迅予的老婆央求范替自己找回丈夫、儿子（周迅予离开成都时，带走了儿子），争取宽大处理。范便只身进山，找到周迅予后，说明来意。周非但不听，还向台湾汇报，称：“范白驹前来诱降，已被软禁。”毛人凤立即回电，严令周“迅速制裁并复”。就这样，范白驹被自己的结拜兄弟杀害。
朝鲜战争爆发后，为勾勒“大陆总体游击战”的蓝图，周迅予根据毛人凤的指示，加紧了反共破坏活动。1950年8月，解放军川西军分区兵分三路，进攻磁功，周迅予未做任何像样的抵抗，率万余众逃之夭夭。不久，解放军的主力撤走，留下了三个严重缺员的连队驻守懋功。周突然从地下冒了出来，以超过我军将近100倍的兵力围攻县城，经过三天的激战，守城部队伤亡过半，懋功失守。当天晚上，台湾的“中央广播电台”和“美国之音”立即向全世界发布消息，内容是由保密局提供的，声称这是“大陆总体游击战”的“辉煌成果”，时为1950年9月20日。
面对反革命武装的猖獗，中共川西军区与西康军区联手抽调两个团的兵力，再度进军憋功，555团由西康宝兴县翻过夹金山直扑匪案，532团经美诺沟长驱而入，于1951年1月底，重新夺回懋功。这一次，周迅予故伎重演，又是未作抵抗撤出县城，在达维附近的一条山沟里设下埋伏，把后到的555团包围起来，激战4天。第五天，532团闻讯赶到，也陷入包围中，才知事先对敌人兵力的估计偏于保守了，最后532团被迫做出放弃懋功的决定，集中全力救出555团。1951年2月6日，周迅予再次占据懋功，台湾电台、“美国之音”聒噪不已，只是“大陆总体游击战”的“辉煌成果”改成了蒋介石“反共救国”战略的“辉煌成果”。
毛人凤的第二张“王牌”是流窜于西北夏河一带的所谓“甘青反共救国军”，匪首马良、马元祥纠集青海“马家军”的残部，凭藉熟悉地形，擅长骑术的特点，杀人放火、无恶不作。毛人凤为突出“大陆总体游击战”的效果，特意通过空投特工、电台对其加强控制与指挥，计划将马匪的地盘，搞成所谓的“甘青边游击根据地”，然后再跟周迅予部连成声气，构建西南、西北互相呼应的大格局。
第三张“王牌”是逃往缅北的残军。1950年1月，李弥的第八军主力在云南元江被解放军歼灭，该军所属第二三七师第七○九团团长李国辉率千余官兵渡过打洛河逃往缅甸三岛，再从三岛渡过楠垒河，穿越野人山的原始森林，于1950年4月中旬抵达泰缅边境湄公河西岸的小勐捧，与九十三师二七八团团长罗伯刚所率残部相遇，在此开荒种地，建屋修房，收税经商，落脚谋生。
小勐捧位于缅北大其力以东，泥公河以西，紧靠泰缅边界，是一个三不管地区，日后这里便成为以种烟贩毒而闻名的“金三角”。当时，残军的不法行为，曾引起缅甸政府的愤慨，组织国防军进剿，残军以游击战的方式与缅军周旋，两次反击得手，将小勐捧夺回。缅方无奈之下，同意举行谈判，使残军获得了“合法”的基地。
国民党残军在缅北的发展，引起了台湾当局和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高度重视，决定给予援助，促使其向大陆窜扰。1950年8月，从云南逃到台湾的原第八军军长李弥受命飞赴缅北，纠合这部分残军，正式打出“云南反共救国军总指挥部”的旗号，李弥自任总指挥兼“云南省政府主席”。或许是考虑到毛人凤与李弥的“亲密关系”，以及防止美国人操纵这支队伍的可能性。①老蒋决定把这股匪徒的“政治工作”和“情报工作”的线头都交给毛人凤。
为此，毛人凤捧出夹袋里的亲信吕维英，推荐给李弥，一块儿从台北飞往缅北，在那里建立“滇缅边区情报总站”。1951年5月李弥率部8000余人，第一次大规模入窜云南，刚开始时，锋头颇健，兵分东西两路，东路攻克孟连，西路连占沅县、岩帅、党坝、镇康，但不到一个月的功夫，便在解放军云南军区的有力反击下，全线溃退，逃出国境。1951年7月，李弥重整残旅，第二次入窜云南，又告失败，于是重返缅北，再度经营起“金三角”来。
①美中央情报局看重这支武装是为“堵塞亚洲共产主义进一步扩张”，给新中国抗美援朝施加压力。老蒋则是利用抗美援朝的机会，将其纳入“大陆总体游击战”的范围，为其梦想的反攻大陆所用。
全面渗透
与“大陆总体游击战”相配套，保密局对内地的渗透也投入了更大的力量，贯彻的要求，同样是大面积、全方位。交通发达的地方，派遣人员以商贾华侨的名义，从香港进入；交通不发达的地方，利用美国飞机的帮助，直接进行空投。朝鲜战争爆发以来，类似的空投不下几十次，计200余人，每一批都携带电台、枪支、弹药和其他用品，空投的人员，大多是毛人凤赋予重任的特派员、政工处长、参谋长，专门用来加强台湾方面对“敌后武装”的领导和控制作用。当时，由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防空力量比较薄弱，这一类空投基本上都能奏效，因此，号称有几十万游击队的反动武装，通过这类渗透，抓到了毛人凤手里。另外，对一些中心城市的渗透，突出的重点有所不同，主要体现在对情报收集以及破坏暗杀活动的支持上，其中尤以北京为甚。
1950年10月，保密局的高级行动专家、号称“赛狸猫”的段云鹏从香港来到内地，通过先前组织的情报网络，得到了五位中共中央领导同志的住址。这是段第三次来大陆从事情报搜集和破坏暗杀活动。为了说清这一类渗透的来龙去脉，有必要把段第一、二次来内地的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