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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惊奇。
“你……”
我没说来看张沪，先递给她那封介绍信。她看完信仿佛明白了我的来意，对我说：“你 先进来，我去禀报队长。”
“她在吗？”我追问了一句。
她知道了这个“她”的含义是谁，点点头说：“下雨天，没出工，正在学习呢！”
片刻之后，一个身材五大三粗的女队长走出院子，她的背后跟着我妻子张沪。她比一年 前更瘦了，脸上颧骨外突，身上那件补着补丁的灰褂子，在她身上显得过于肥大。她两眼直 直地凝视我，泪光闪烁在她那双黑眸当中；我强制自己不能流露心声，我生怕一场见面的 “天河雨”，会招来意外的麻烦。
那健壮的女队长，把我们带到一问空旷的小屋，对我俩说：“本来劳教分子是没有彼此 会见的权利的，经过我们双方队部研究，觉得叫你们见面谈谈，对改造你俩的反动立场有 利，就破例作出这样的安排。你们可以在这儿团聚一夜，明天早晨你返回男队。”她走了， 又折回身来，补充了对张沪的指示，“明天早上，你不用跟大队去葡萄园了，上午在家帮着 大值班整整院内卫生吧！”她去了，并不失礼貌地关上了房门。
我不想在这篇回忆录里，详细回忆那次的会见。
对于我它无论具有多么重要纪念意义，充其量也不过是苦难时代悲怆乐曲中的一个小小 欢快音符。即使在这小小音符中，欢快中也充满凄婉的底色。那是一问没有桌椅板凳的房 子，地上一角铺着厚厚的稻草，张沪把她的行李从宿舍里搬到这里，稻草就是我们过夜的 床。据她告诉我，这儿原是武警豢养警大的狗舍，女号搬到这块地盘，战士迁居后这儿就成 了女号的接见室。那是一个通宵未眠的夜晚，在我们低声絮语时，有两只红眼耗子一直在稻 草边上跑来跑去。它是来觅吃我们掉在草铺上的窝头渣渣的——晚上，我们一起吃了我带来 的三个凉窝头，并在一口小铝锅里吃了她打来的大米稀粥。
“还有希望吗？”她是悲观主义者。
“有希望。”我只能这么说，以给她生存力量。
“我真想念小儿子！”她喃喃他说。
我就把在营门、“土城”两次见到老母幼子的情况，向她绘声绘色地描述一遍。当然， 我要删去母子会见时的眼泪，尽量说些使人快慰的话。
她告诉我：知识分子在这块地方生存十分艰难，同一个屋顶下的土炕上，住着洋妓、老 鸨、小偷、流氓……无穷的争吵，无穷的格斗，她感到精神上难以支撑。这儿的知识分子， 常常是她们欺侮和嘲弄的对象。她说她正向一个老尼姑学简易的防身术呢（见她发表在《人 民文学》1988年第三期上的小说《曼陀罗花》。
不会见盼望会见，真正见面了，倒留下一个怪影幢幢而又难以割断的梦。别时到了，还 是昨天那位大值班指点我归途上可走的近路，并悄声告诉我：她原是北大中文系的学生， 1960年底的“严厉打击”，把她当作思想反动分子掷到这儿来了。
去时的一点点欢快之情，归途上一荡而光。来时觉得路短，归时觉得路长。举目四望， “西荒地”遍地皆是茅草碱地，黑黑的乌鸦在灰色的云片下噪叫。我坐在农道旁的土埂上休 息腿脚，既感到身体的疲累，更感到精神的困顿。不知为什么，我突然想起了杰克·伦敦的 小说《热爱生命》。小说描写两个淘金者历尽艰辛，穿越死亡线的严酷情形。其中的一个途 中死掉被狼嚼了，另一个经历了人与狼的搏斗，终于逃离了死亡地带，后来疲惫地走不动 了，便像龟一样硬是爬到了海边……我想我和张沪也是一根绳索上的两个弱小动物，正在经 历和淘金者场景不同但实质并无差别的挣扎，如果其中之一和中途丧生的淘金者命运一样， 那将会是谁呢？
我身体比她好些。
她意志比我坚韧。
我是男性。
她是女性。
在这场漫长马拉松的“穿越”之中，倒下的很可能不是她，而是我。除非她再次像 1959年那样自杀。否则，走不到驿路尽头的，一定是我。
到了该年的冬天，浑浊而多云的天空仿佛微露了一隙蓝天，不知从哪儿传出来的“谣 言”，说是“右派要受赦兔！”“右派要时来运转了！”“右派要离开劳改单位，另外安排 工作了！”对此种种，劳改干部表示沉默。这块地盘，凡是不予追查的“谣言”，事后常常 得到证实。有一天晚上，中队集合站队进行点名时，指导员“姚菩萨”在队前训政时，讲了 这样一段有意思的话：“……虽说都在这儿改造思想，但是人跟人不一样。反动知识分子喝 过墨水，有文化有知识，只要擦净脑瓜子里的反动污泥，就像钟表一样，还是能够使用的 嘛！”话里有话，弦外有音，这等于默认了那些“谣言”的可能性——1962年早春，公开 的命令终于下达了：凡是犯了右派罪行的，一律集中到“584”分场去学习待命。
地富反坏右中的老未，行情突然上涨。本来在社会最底层的劳改队，知识分子在其中又 属于最底层。搬迁那天，那些犯流氓盗窃的囚号，居然向我们伸出大拇指：行了！你们是有 盼头的人了，要是出了大墙。铁丝网，别忘了一块受过罪的哥儿们、爷儿们。我心情惶惶， 真不知老右是否真正发生了什么命运的转机。“584”集中了右字号的有二百多人，话题的 中心是分析形势。从京、津、沪三大城市来探视亲人的右派家属，带来如下的消息：一，社 会正在给反右倾机会主义中落马的“右倾分子”吹平反风；二，三月份文艺界在广州开了一 个“广州会议”，周恩来在会上居然讲到，在过去的两年中，知识分子的工作条件受到限 制，心情也不愉快云云。从大气候上分析，显然是从“多云”向“半阴半晴”转化的迹象， 或许是这股暖风吹到“西荒地”来了吧？
主管“右字号”中队的指导员叫李文山，个子又瘦又小，行动风风火火。我们到 “584”集中的第三天，就开始了跑步出操。他披着一件蓝棉大衣，以喜幸的调子说道： “为啥要出操哩？回到社会上去工作，也得有个新的精神面貌么；从今天起，不能总低着头 和老二（指生殖器）算账，听见了没有？”
“听见了。”回答是响亮的。
气氛宽松了一些，生活也改善了一点。每天早晨每人有一大碗白米粥喝，这也被老右们 看成气温回升的具体标志。在一片天真的狂热中，我难以忘记同类陆鲁山，因为他和我都是 独生子，家中又都只有一个年老的母亲，因而闲聊的时间，比和其他同类要多一些。他说： “我固然可怜，我看周围的同类，比我更可怜！”他的理由是，在阶级斗争喊得山响的政策 下，虽然偶然出现某种缓和，这可能酝酿着“暖后大寒”。
我不以为然，说：“也许中央发现了五七年的失误了呢！”
“不可能。”他用力摇着头，“你看不见吗，说是集体领导，实际上是一个人说了算。 曹操杀杨修的典故，你忘了吗？”
我虽然从理智上承认他是对的，但幻想着对改变处境的渴求，因而谈问题常常在理智中 掺上感情成分，若同在纯酒中掺水。便说：“刘少奇也许能起到一点制约作用！”
“算了吧！”他谈话从不含糊，“在我看来，咱们从‘583’到‘584’来，是向 ‘586’更贴近了一步。”
“这倒未必。”我觉得由于他的激烈，使判断流于偏颇。
“唉！”他长叹一口气，“前途在哪儿，有人编了顺口溜，有意思极了。”
“说说。”
“向前看，老残班；再向前看，冒青烟！”
老残班的含义我懂，就是说一直要改造到老，进了老残队为止。至于“冒青烟”，我还 不知其意。
他说：“‘冒青烟’就是进火葬场呵！当然了，这儿现在没有火葬场，等到咱们到了老 残年龄，这儿保险会出现一个炼尸排气的大烟筒！”
这段谈话所以记忆如此深邃，共同的家境只是原因之一。原因之二，是因为他的这些激 烈言词，在事后都被铁一样事实的验证，还有一个比上述两个原因更为使我悲恸而难忘的因 素，陆鲁山和另外几个同类，孙本桥、姚祖怡、王同竹，在“文革”中被枪毙于南京。姚祖 怡原是外贸部的工作干部，王同竹是马列编译局干部，陆鲁山和孙本桥都是大学生，青春和 年华凋谢于悲惨的年代（见书后附文《金陵寻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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