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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权衡，中庸没有固定的形式可以遵循，惟有“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的原则是不变的。
第4…5两章是表现“中庸”品德在“处事”中的具体表现。
『6』子谓仲弓，曰：“犁牛之子骍（xīng）且角，虽欲勿用，山川其舍诸？”
孔子评论仲弓，说：“耕牛之犊长着红色的毛和端正的角（多么适合用来祭祀啊）。虽然人们不想将它用于祭祀，可那些山川之神会舍得遗弃他吗？”
骍指红色。祭祀用的牛，毛色为红色，角长得端正。但过去用于祭祀的牛，都讲究血统，不会用耕牛产下的小牛来祭祀。耕牛之犊表示仲弓的贫苦出身。
孔子主张任人唯贤、唯才是举的平等观，对后来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产生了非常积极的影响。它改变了统治阶层的结构，调和了各阶层的矛盾，提升了从政者的素质，对中国的文明发展起到了重大作用。汉武帝时期，全面采用儒家董仲舒的主张，使得平民也能通过学习获得施展才能的机会。汉武帝本人也很注意广罗人才，比如大将军卫青就是奴隶出身。
孔子对冉雍的话，是教他从自身心态上的具备“中庸”的思考方式：“天生我才必有用”，只要自己不断持努力、奋发图强，即便不被任用，也勿需自暴自弃，山川之神是不会舍弃我们的。今天的社会同样有很多怀才不遇的人，没钱、没地位，缺少机会，也应该如孔子所说的，始终做好自己就可以了。中庸的“为人”方法，就是随缘而不攀缘，追求而不强求。
『7』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
孔子说：“回啊，他的心行能三个月不违背仁的要求，其余的人不过偶尔能做到仁而已。”
“三月不违仁”表示能长时间安住在仁的心境中。“日月至焉”不是说太阳、月亮来了，而是说一天、一个月中偶尔能达到仁的要求。这是从“为学”方面来看中庸，中庸就是里仁、精进，持之以恒。《中庸》里引用孔子的话说：“人皆曰予知，择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意思是说：选择了中庸之道却不能长期坚守的人，算什么真聪明呢？中庸是大智慧，努力进德修业就是中庸的大智慧。
第3…7章分别从几个侧面表现了中庸在“待人、处事、为人、为学”上的行为表现，目的是让我们注意、思考这样一种看似不拘一格的思维方式。
一切法得成于忍
『8』季康子问：“仲由可使从政也与？”子曰：“由也果，于从政乎何有？”曰：“赐也可使从政也与？”曰：“赐也达，于从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从政也与？”曰：“求也艺，于从政乎何有？”
季康子问：“仲由是从政之才吗？”孔子说：“仲由很果敢，可从政的素质他哪里有呢？”季康子又问：“端木赐是从政之才吗？”孔子说：“赐很豁达，可从政的素质他哪里有呢？”季康子又问：“冉求是从政之才吗？”孔子说：“求多才多艺，可从政的素质他哪里有呢？”
有人将“何有”解释为“有何困难呢”，说子路、子贡、冉求从政都没有什么困难的，好象孔子急着一股脑儿要将弟子们推销出去似的，这不合常情。从整个句式来看也不妥。“由也果”在语气上更象是转折语气——“虽然”果感，“却”还不够从政要求的意思。孔子对从政者的要求一直很高，认为必须成为通才，“君子不器”、德才兼备方适合从政，这在《子路第十三》篇我们还能得到进一步印证。这里的果、达、艺，都过于突出一点。
换个角度看，孔子对他几个得意的学生都予以否定，一定是建立在“知人”基础上的。要么是他了解自己的弟子，觉得他们还没有能力出仕；要么是他很了解季氏，不希望他的学生去他那里。所以本章意在表明：“根正苗红”的中庸思想，必须要以“知人之智”为前提，否则遇事就不可能形成正确的判断。
『9』季氏使闵子骞为费（mì）宰。闵子骞曰：“善为我辞焉！如有复我者，则吾必在汶（wèn）上矣。”
季氏请闵子骞去当费地的长官。闵子骞说：“替我妥善地推辞吧。如果再来召令我，那我一定离开鲁国去汶水北面了。”
闵子骞姓闵名损，字子骞，鲁国人，孔子的学生，比孔子小15岁。本章直称闵损之字，所以有人说《论语》是闵子骞编辑的。费是季氏的封邑，在今山东费县西北一带。汶，水名，即今山东大汶河，当时流经齐、鲁两国之间。在汶上，是说要离开鲁国到齐国去。
看来不但是孔子不太希望他的学生去做季氏的家宰，而且学生们自己也不怎么愿意去，这时，懂得“拒绝”就是高明的智慧了。闵子骞所表现出来的不好权势与名利的理性，其实就是中庸品德的另一个前提——“自知之明”。能事实求实地评判自己，懂得有所为，有所不为，才是真正的智者。
『10』伯牛有疾，子问之，自牖（yǒu）执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有斯疾也！斯人也有斯疾也！”
伯牛病得很重。孔子去探望他，从窗户外拉着他的手，说：“真不应该啊，难道这就是命吗？连这样的人都会得如此重病！连这样的人都会得如此重病！”
伯牛姓冉名耕，字伯牛，鲁国人，孔子的学生，孔子认为他的“德行”较好。牖是窗户。亡之，就象今天我们说的“老天没眼啊”。斯人也有斯疾也——怎么连这样优秀、品德高尚的人，都会得这样的病呢？这里表现出孔子的悲痛和婉伤。
中庸的德行有时候是以不受人欢迎的方式出现的。比如说拒绝、撒谎，甚至是面临生离死别的哀伤。“愿天常生好人，愿人常行好事”，这是人们的美好愿望，可现实是：好人也难免生、老、病、死。
对疾病、人世的灾难，很多人缺乏正确的理解，以为好人就一定不会得病，或者好人就应该家庭团圆幸福、钱多势大，这是个误解。比如释加牟尼出生时，他的母亲就死了。按常理，这个孩子一出生就剋死母亲，很不吉祥啊。可佛经上的解释是：因为他母亲生佛功德太大，即刻升至忉利天享福去了。释加牟尼佛涅槃前也示现病苦，所以众生有病，圣贤便会示现得病。再看孔子，他真算是不幸的了：幼年丧父，十七岁时母亲也死了，中年丧妻，晚年丧子。人生最难担当的几种苦难，他全碰上了，是不是说孔子无德，所以老天报应他？当然不是。疾病和苦难本身并不一定代表坏的一面，就象四季中的“秋藏、冬杀”一样，本身没有善恶利弊之分，就看你怎么对待，能否从中增益自己。孟子说：“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这句话实在是天地至理！孔子所受的苦难，就象蚌受苦而孕育珍珠一样，成就了他的圣德圣言，福荫世人几千年，他其实是在为我们这些平凡人而受苦。
普通人得病，不堪其忧，学道人得病，能谨慎对待，于病中堪破人世浮华，使心不再迷于名利，而去积极追求性德。所以孔子也得病，曾子也得病，那些认为修道便可无病的，都是魔说。人的因缘不同，果报亦然，智慧解脱之后，未必没有病苦。病的来源有三个原因，一是身体不调适，比如冷热不和、情绪不利、阴阳失衡，就会得病。二是业障病，拿今天的话讲是遗传病，藏在基因里呢，到了一定时候，碰到一定的因缘，自然就爆发了。三是因果病，这种病往往很离奇，神医束手。比如有电视新闻报道，说有个小孩子得了手、脚发热的怪病，去医院一检查，什么都正常，可那种痛苦怎么去掉？其实我仔细观察，原来他父母是卖猪脚的，整天砍猪脚、刮猪毛，这样的业障便报到他儿子身上了，手脚发热还只是初步的报应而已，若他父母还不改业忏过，只怕他儿子将来要落个断手断脚的残疾。这样的解说一般人或许难以相信，可这个世间的前因后果，我们一生短暂，究竟能看透多少是个问题。所以我权且一说，大家权且一听，不必强同。
身体不调的病好医治，而后两种就难了。人们常说：“药医不死病，佛渡有缘人。”有谁敢说他不会得业障病和因果病？所以最要紧的是抓紧时间学习圣贤之道，“朝闻道，夕死可矣”。明白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