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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为公”不是说“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而是指以民心、民利为重。真正的公平是各居其位，各得其所的，就如五个手指虽长短不一，却缺一不可一样。所以，仅仅以政治制度的形式是无法判定它是否“天下为公”的，真正的“天下为公”是使有德能者居之。三代之治正是遵循了这样的规律，才成为为政以德的典范。
『20』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乱臣十人。”孔子曰：“才难，不其然乎，唐虞之际，于斯为盛，有妇人焉，九人而已。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
舜有臣五人：传说是禹、稷、契（xiè）、皋陶（gāo yáo）、伯益等人。乱臣：乱，古义为“治”的意思，乱臣即享有很高权力的权臣、能臣。唐虞之际：尧在位的时代叫唐，舜在位的时代叫虞。斯：指周武王时期。有妇人焉：指武王的乱臣十人中有武王之妻邑姜。三分天下有其二：《逸周书·程典篇》说：“文王令九州之侯，奉勤于商。”相传当时分九州，文王得六州，是三分之二。
舜有贤臣五人，而天下大治。武王说：“我有治国重臣十人。”孔子说：“人才难得啊，难道不是这样吗？唐尧虞舜到周武王的时候，人才最为鼎盛，可周武王的十个治国能臣，还有一个是武王之妻，实际的臣子只有九人。早在文王的时候，商朝的天下周已得其三分之二，可周依然服从商朝的统治，周朝的政治道德，可算是最高尚的了。”
“有妇人焉”不是瞧不起妇人，是因为她是武王之妻，不算是臣。山西的晋祠供奉的就是周武王之妻“邑姜”，世世代代受人礼敬。现在讲“妇女能顶半边天”，过去是说“妇人也操持得半个天下”，可见古人的“男尊女卑”没有那么严重。妇女地位变得低下是宋明以后的事情。“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必定有一位伟大的女性”，此话一点不假，女人操持家务、教育子女，协助丈夫对国家和社会作出贡献。周得天下就有赖“三太”之德：太姜生泰伯、仲雍、季历三位圣人；太妊（rèn）生文王；太姒（sì）生武王、周公。这三位女性养育了三代数位圣人，成就千古盛世之治。所以后人把已婚妇女称为“太太”，就是希望每位女性都具备“三太”之德，用心培养子女，造福社会。
孔子在本章慨叹人才难得，实际上是感叹世人至德之不修。若能提升自己的道德修养，既可以利益自己，又可以治国安民。真正的栋梁之材，有五至九人便能创造长达几百年的盛世，由此也看出一个社会进行诗、礼、乐教育的分量。孔子以文王为例，商朝天下周已有三分之二，却仍然修德不辍，这才为后来的周武王带来治国之臣十人。所以人才的兴盛与国家的诗、礼、乐“至德”的教化是分不开的。
『21』子曰：“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fǔ miǎn）；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xù）。禹，吾无间然矣。”
孔子说：“禹真是令我无从挑剔啊。他自己粗茶淡饭，但祭祀神灵的祭品却很丰盛；他平时穿着朴素，但礼服却非常华美；他住的府第低矮，却尽力去兴修水利。禹真是令我无从挑剔啊。”
间是空隙，此处用作动词，挑剔、指责的意思。黻冕是祭祀时穿的礼服叫和帽子。沟洫指沟渠、水利工程。
孔子称颂禹“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再次表明孔子对“敬鬼神”行为的肯定。禹能敬神灵、修礼乐、爱百姓，表明他自身有崇高的道德品质，而又能以此带动百姓，推己及人，真是无可挑剔。禹的至德与篇首泰伯的至德呼应，表示德能对自身修养、治理国家、感化万民的重要性。
《泰伯第八》全篇回顾
第1…2章，以泰伯三让天下表现他的崇高品德，指出“礼”在个人品德修养上的重要性。
第3…7章，由曾子提出个人修养要注意的几个地方：包括实践礼的要求时，战战兢兢、事关生死的心态；为人处事中动容貌、正颜色、出辞气；具备颜回般好学、谦虚、大度的美德；还要有弘毅的品德，以仁为己任，死而后已。
第8…12章，讲诗、礼、乐在个人品德修养方面无可取代的重要作用。人的智慧不能速成，恶习也无法速改，这都要通过诗、礼、乐的教育、感化才能达成。普通的技能教育或可令人具周公之才、之美，却无法具周公之德。而一般的学生，多数是为了功名利禄而读书，无法达成品德修养的成就。所以唯有依靠诗、礼、乐的教化，长时熏习，才能教人改恶从善。
第13…17章，重点讲如何培养道德品德。即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同时心无旁骛，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专心精进来提升品德修养。不要流于表面变成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悾悾而不信的人。学习要象赶不上，还担心失去的样子，才会进步。
第18…21章，以尧舜禹的品行，表明至德对修身、治国的重要性。至德的人治理国家，能令天下安乐；至德的人协助国君，便能创造盛世局面。
本篇主要是讲诗、礼、乐教化对个人品德修养、国家治理的重要作用。
子罕第九孔子的人生价值观
『1』子罕言利，与命、与仁。
古今名家对这一章有多种解读：南怀瑾先生认为“孔子很少谈利、命、仁三个话题”。也有人认为“孔子很少谈利，只结合命、仁时才谈”。我不同意这几种观点。在《论语》中孔子很少谈利是事实，但是谈命、仁的语录却很多。通过对前面几篇的分析，我们渐渐明白一些《论语》在编辑上的规律，那就是篇首章，通常承担了揭示本篇中心思想的任务。本篇说孔子很少谈“利”，实际上是要表达孔子“人生价值观”的中心思想，这一点我们接着往下讨论时就能得到印证。
“与”应作“授予、授与”讲，如《述而第七》篇的“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我对本章的解释是：
孔子极少谈论利，只授予学生天命、仁的学问。
孔子为什么不言利，而只言命、仁？因为“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富贵穷通各有机缘，或说“天命”，本不可求。
“与命”不是“命中注定”的宿命论，不是街头给人算命的那个命，而是天命。天命者，天道也，宇宙之时序，人世之规律。你想做一番事业，就需具足因缘：自身的才、德，及天时、地利、人和等。明白了天命的规律，才能真正懂得求利的方法。“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
再看孔子的第三个话题“仁”。富贵虽说不可求，而实可求之。说不可求是不可以邪道去求，“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要求富贵，须先达仁而利天下，“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在孔子看来，利的话题说到底就是天命、仁德的问题。孔子将《周易》的占演之术提升为“演德”，与后来的造命之书《了凡四训》一样，直指人们命运背后的风筝线——德，培仁德而求名利才是正道。古人说“富不过三代”，今天只可说是“富不过十年”，就是因为人们不重视修德，所以富贵难求、难保。真正懂命理的人，无不异口同声地劝人行善积德，可实际上能改变命运的人万中无一，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能恒久地存好心、做好事。毛泽东说过：“一个人作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另外，行善如果是为了希求回报，得利太小，要是能清净心行，不图回报，不以好人自居，这一份平常心就能将你的善迹放到无穷大，得福报无穷。
这一篇对研究孔子的一生的作为、思想体系的形成关系重大。孔子中年求出仕，五十岁后周游列国、老年回国致力文化、教育事业，其心理动机都在本篇予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