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女性的终极命运+(周筱赟)-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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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迫性污辱为做妻子应受的本分。”〔21〕传统时代的父女关系、夫妻关系就是如此的不堪！　人们常将传统时代的夫妻关系与君臣关系做类比，两者都是规定前者对后者的绝对占有和后者对前者的绝对从属，即所谓“忠臣不事二主，烈女不嫁二夫”。其实，夫妻关系远比君臣关系更为残忍苛酷。因为“夫妻关系中妻子的从属身份是‘对个别的具体的男子’的，君臣关系中臣民的从属身份却不是对个别的具体的皇帝的，而是对皇帝一家一姓的”〔22〕。故而建文帝的臣子归附了永乐皇帝，从来不会被讥为“贰臣”，因为皇帝还是姓朱，但寡妇若改嫁了小叔子，虽然同姓，却依然是失节。五代王凝妻李氏，只因为被亡夫之外的男子拉了一下手臂，便仰天长恸曰：“我为妇人，不能守节，而此手为人执邪？不可以一手并污吾身。”于是以斧自断其臂，为欧阳修大加赞许〔23〕。今日读来，只会感到可怖！明清以降，礼教炎威日炽，正史及各地的府州县志，无不专列“烈女”一卷，但大多数人却连名字也未留下，只有一个“××氏”而已。前为夫姓，后为父姓，表明她们只是作为夫权和父权的所有物而存在的。　二　周作人尝云：“鄙人读中国男子所为文，欲知其见识高下，有一捷法，即看其对佛教以及女人如何说法，即已了然无遁形矣。”〔24〕舒芜对此语极为推崇，称之为一“照妖镜”：“持此去照向种种隐微曲折之处，一切反科学反民主的思想，的确都无所逃遁。”〔25〕佛教是另一复杂问题，这里暂不具论，只说对待女子态度便可鉴别男子高下，确为知堂洞见。正是用周作人的这一标准，历史上至今为人艳称的文坛众多佳话名篇，在一切被侮辱被损害的女性目光的观照下，便要统统被彻底颠覆了！　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曾经写下诸如《陵园妾》、《妇人苦》、《琵琶行》等一系列同情女性、关注女性的伟大诗篇。对于浔阳江头琵琶女的不幸遭际，白居易不禁“江州司马青衫湿”，尤为后人所称道。但是承认这一切并不能否认白诗中还有大量狎妓听歌、纵情声色之作。从历史主义的立场看，狎妓纳妾等种种今日既违法又不道德的行为，在当时既未触及法律，也未与道德相抵牾。相反，蓄养家妓、出入风月场所均是文人雅事。然而，舒芜却从白居易的《追欢偶作》中发现了这样的句子：“十载春啼变莺舌，三嫌老丑换蛾眉。”〔26〕“我家里养的家妓，每过三年多，我就嫌她们老了丑了，又换一批年轻的进来，十年间换了三次了。”舒芜在文中掩饰不住愤怒，就此痛斥道：“他买了一批十五六岁的女孩来当家妓，才玩三几年，人家也才十八九岁，就嫌人家老了丑了，当废品处理掉，再买进一批新鲜货色，一而再，再而三，还公然写进诗句，公然以此自炫。”“说得这样得意，这样自夸，贱视女人到什么程度，恬不知耻到什么程度！”〔27〕由于舒芜这篇《伟大诗人的不伟大一面》中对白居易使用了“老流氓”、“老淫棍”的评语，故而在《读书》杂志1997年第3期甫一发表，便引起了巨大争议，自然是以为如此不堪的评语加于其身，是对伟大诗人的亵渎。但是，若是从樊素、小蛮这样以色身供男子狎弄的家妓的立场来看，从关盼盼这样的为白居易写诗相逼终不得不为其亡夫张建封绝食殉死者的立场来看，这样的评语还算过分吗？　《聊斋志异》在众多清人笔记体小说中声望是最高的，同样用周作人的这一标准加以测试，几乎整部《聊斋志异》，都在宣扬恶劣的淫虐狂思想！周作人曾批评“旧时读书人凭借富贵，其次是才学，自己陶醉，以为女人皆愿为夫子妾”〔28〕。而这恰是《聊斋志异》的经典叙事模式。一个穷书生凭借才学，便有或狐或鬼化身为美女来主动投怀送抱，同时借狐（鬼）女之力，也赢得了金钱、权势。《聊斋志异》凡涉性描写，无不极尽渲染夸张之能事，美化男子的性暴力和女子的性痛楚，“不论是人是狐是鬼，作为承受者被进入者，特别是在‘第一次’，都只有不可堪的痛楚感受，而男方即以此为乐，对方愈痛楚他愈乐”〔29〕。作者完全是以欣赏赞美的口吻津津乐道于此，以女性的痛楚为男性的享乐，这难道不是幸灾乐祸的淫虐心理，这难道不是歌颂性暴力的诲淫教暴的文学吗？蒲松龄另有歌颂明武宗嫖妓故事的《幸云曲》，更被舒芜讥为“简直到恶漓漓的程度”〔30〕，思想上也正是一脉相承的。我们的文学史，对这部因迫于生计与妻子长期分居的乡村老塾师的性幻想作品，是否评价太高了？　《浮生六记》一书，在1930年代的小品文热潮中，经林语堂、俞平伯诸人的大加赞赏，于作者沈复（沈三白）殁后百余年暴得大名，至今仍畅销不衰。沈三白瞒过父母，携妻子芸娘同游太湖，让芸娘女扮男装同赴庙会，这些在当时都属离经叛道之举，因此舒芜亦许之为“尊重女性人格、同情女性痛苦”〔31〕。然而，沈三白却做过一件与现代爱情观念大相乖违之事：《浪游记快》中记沈氏在广州花船狎妓，挑选了一“身材状貌有类余妇芸娘”的雏妓，以补“芸娘不能偕游至此”的遗憾。这就分明是以妓女充当妻子的代用品，且郑重笔之于书，显然是欲以此证明其爱妻之笃。可是这实在与现代的只爱“这一个”的爱情观相距太远了！　三　在舒芜看来，整部中国历史，惟有“曹雪芹是最伟大的‘哀妇人而为之代言’者”，《红楼梦》具有“妇女问题思想史上最独特最伟大最无可代替的作用”〔32〕。曹雪芹之前，在男性的眼里，女性只是男子性淫虐的对象，差别只在淫虐的方式不同，而在曹雪芹笔下，在贾宝玉眼中，大观园中所有女子，“不仅仅是美丽，不仅仅是聪明，而且首先是有思想有感情有意志的、‘行止见识’不凡的、有独立人格的人”〔33〕。这也许是传统文学中女性第一次作为完整意义上的人的形象出现。曹雪芹真正深刻地理解了女性的内心世界，所以才能在常人看不到悲剧处体会出悲剧。比如“一朝选在君王侧”的贾元春，在旧时代的才子佳人小说里，应该是佳人的较完满结局了（只做到贵妃，没成为皇后，故而不算最完满），而在《红楼梦》里，元、迎、探、惜却与钗、黛、晴、鹃诸人一样，同是这场“千红一哭，万艳同悲”的大悲剧中的角色。　除曹雪芹外，晚明的李贽（李卓吾）认为女子的见解未必比男子短浅〔34〕；清末的俞正燮（俞理初）反对女子缠足〔35〕，反对表彰“烈女殉夫”〔36〕，主张“妒非女人恶德”〔37〕；俞樾（俞曲园）认为女性的性要求并不丑恶，女身并不比男身低级〔38〕，可惜此类人物在历史上可谓少之又少，宛若划破黑暗的流星，闪烁之后，又不免重归于无涯的长夜。　五四以降，“女性的发现”与“人的发现”同时被提出，由此带来的必然后果便是女性的命运只能与国家、民族和阶级的利益休戚相关，除此之外，不必有、也不能有特殊的性别诉求。近代以来对于中国历史的反思，同样也充斥在这样的宏大叙事中。凡是歧视迫害女性的言行，一律归结为空泛的“封建思想”，似乎只要推翻了封建政权，女性的解放就同时完成了。这种分析框架使得女性作为一个迥异于男性的整体世界，她们的命运一直受到漠视。甚至于今日现实中一切针对女性的丑恶现象，也是封建思想的“沉渣泛起”，是五四反封建的任务没有彻底完成的缘故。舒芜也是经历了长期的思想转变，终于认识到，性别歧视不是封建制度的产物，它甚至与现存一切经济制度、社会体制都没有必然的对应关系，而是男性中心社会的产物。这就可以解释为何历史上那些鼓呼民主、平等、人权的斗士，在涉及自身时却那么不彻底，甚至对妇女实行着最恶劣的性压迫、性剥削。　从一切被侮辱被损害的女性的立场来看，中国历史并不全是一部洒满了荣光的历史，相反，“我们的历史实乃非人类的历史，中国的妇女向来受着地狱以下的待遇！”〔39〕马克思曾经指出：“人和人之间的直接的、自然的、必然的关系是男女之间的关系。”“从这种关系就可以判断人的整个教养程度。”〔40〕恩格斯则非常赞赏傅立叶的一段论述：“在任何社会中，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41〕面对这样一部男性针对女性的性奴役的中国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