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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辉瓒有些无奈：“突然之间，我能有什么好主意？”
“你不是还喝过洋墨水么？诸葛孔明一步三计，你就算比他差点，一步一计总该有吧？俺是个粗人，你就不要遮遮掩掩了，别误了先生的大事。”程子寅催促道。
张辉瓒一脸苦笑，心道：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只教怎么行军打仗，可不教怎么出谋划策；教人出谋划策的那是日本陆军大学！
相信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日本陆军士官学校（“陆士”）的名头比日本陆军大学（“陆大”）更大。实际上，“陆士”相当于今天的军事院校，招生对象是中学生，学员毕业后主要分配到军队担任连长、排长之类的基层军官，所以教学内容主要是如何行军打仗。而“陆大”类似于我国的国防大学，招生对象是“陆士”毕业、在部队两年以上经历、未满30岁的尉官，毕业之后即可迈入军队中层，相对来说，教学内容自然更丰富，更加偏重于如何出谋划策。
从培养层次来说，“陆士”有点像“陆大”的预备学校。按道理，“陆大”遴选的都是“陆士”毕业的尖子生，应该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才对。为什么“陆士”反比“陆大”更有名气呢？这里面有三个因素不容忽视：
第一、和毕业生多少有关。“陆士”在1945年被撤销前，共开办61期，培养军官36900名；而同期的“陆大”，在设置的64年间只有3485名毕业生，人数不及“陆士”十分之一。所谓“人多力量大”，相比之下，“陆士”自然更有影响力。
第二、和世界军事评论家对二战期间日军的评价密切相关，那就是“一流的战术家，不入流的战略家”。日军士兵是出名的悍勇，英军、法军都被杀得屁滚尿流，美国大兵在太平洋上也吃够了苦头，土八路更不在话下。但日军将帅却鼠目寸光，只关注一场场战斗的胜利，忽略了战略上的优劣对比，盲目地攻城略地，甚至胆敢偷袭美国。烜赫一时的日本帝国，就是在这一场场的胜利中走向了灭亡。偏偏“一流的战术家”都离不开“陆士”背景，而“不入流的战略家”倒十有八九是“陆大”毕业。如此一来，“陆大”的名声怎么可能比“陆士”强？
第三、和这两所学校的中国留学生人数有关。从1898年第一批留日士官生赴日开始，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中国在“陆士”的留学生前后共29期，达1600多人，几乎遍布中国军界。为了骗取认同感，连振武军校毕业、没踏入“陆士”半步的常凯申同志，都要伪造学历，声称自己是陆士毕业。而报考“陆大”需要在日本军队服役2年以上，中国人自然难以达到要求——这也可能是日军担心“教会徒弟，饿死师傅”，故意留了一手，特地设立这个门槛，不让中国人报考——受此限制，“陆大”居然没有一个中国毕业生，只有王俊、熊式辉等少数几个旁听生和访问生而已。如此一来，“陆大”在中国的名声自然不显。
张辉瓒秉承了“陆士”的优良传统，要说行军打仗，他能说出个子丑寅卯来；要让他出谋划策，就有些强人所难了。他啃哧半天，才憋出一个主意：“这事我们不好直接出面，恐怕还得麻烦赵师兄。”
“哦？”
张辉瓒道：“昨天听广播，得知清廷赵倜所部毅军在河南、陕西交界处布防，有严防死守的迹象，估计陕西的东线一时半会打不起。但西线却岌岌可危，据说甘肃总兵马安良组建精锐军，固原提督张行志组建壮凯军，甘肃常备军第一标标统陆洪涛组建振武军，共六七十个营头，声言勤王，分东、南两路大举向陕西进犯。马安良更是口出狂言，说什么‘几个学生娃娃闹事，有什么了不起？我军一出，保证能一马踏平’，端是狂妄至极！”
程子寅撇撇嘴，不屑地说道：“就凭他们那几个老棺材瓤子？赵协统手下五千精兵，足以让他们有去无回！”
“虎臣兄，甘军娴于马术，战力还是不容小觑的！当年左文襄公（左宗棠）剿平回乱时，就颇受其苦。尤其马安良所部精锐军，都是马占鳌留下的老底子，久经杀阵，更是清军主力中的主力。”张辉瓒提醒道。
程子寅心里虽然已经开始忧心陕西战事，嘴上却依然不服软：“骑兵对步兵无敌，那是冷兵器时代的事，所以当时左文襄公难免受苦。现在形势变了，长枪大炮才是王道！他们骑兵再来试试？我们挖好壕沟，架上几百门迫击炮，任他骑兵怎么冲锋，保证来多少死多少！”
张辉瓒知道程子寅是个粗人，只好继续解释：“呃，虽然道理是这样，但战场千变万化，优势劣势随时转换，并无一定之数。最终如何，谁又能说得清呢？更重要的是，赵师兄所部为客军，到陕西才短短数十天时间，根本不足以掌控全局。那些心怀鬼胎之人如今潜伏在暗处，时刻窥伺可乘之机。所以在西安、汉中等重要府城必须留精兵弹压，杜绝他们的觊觎之心。
“东线赵倜所部虽然按兵不动，但不代表他没有攻取陕西的野心，必须派兵严密监视。西线两路甘军来势汹汹，更要重兵防御，小心应付。现在陕西可谓内忧未息，外患不止。在此内外交困的情况，兵力难免捉襟见肘。而陕西又是连接山西、四川的要地，不容有丝毫闪失。
“所以我的计策就是，让赵师兄给燕晋联军司令部发一封电报，阐明陕西面临的困境，讲清联军眼下的危险，命令我们原四十四混成协的部队尽快归建，顺便邀请吴司令他们入陕。无论吴司令同不同意，至少我们有足够的借口，按照先生的指示分兵撤离。而且撤离之前，让吴司令有足够的时间调整部署。”
“好主意。石侯老弟不愧是喝过洋墨水的！”程子寅高声赞道。
二七四、世事如棋局局新（七）
张辉瓒与程子寅联手炮制的电报，在西安赵景行的总督府打个转，于1911年11月21日晚些时候抵达了直隶正定燕晋联军司令部的电报房。
这些天来，吴禄贞与张绍曾、蓝天蔚一直电报不断，商谈同时进攻京城的计划。作为吴禄贞的助手，何遂就守在电报房里，等待北方的最新消息，好以最快速度呈递给长官。不过这来来回回的电报却让何遂觉得泼烦。在他看来，这有什么好商讨的？不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么：能不能合作！
能合作的话，那好，制定作战计划，各自摆明车马炮，尽快攻下北京城。
不能的话，那就一拍两散，各回各家各找各妈。
哪有那么多弯弯绕？
现在前有堵截、后有追兵，两路人马距离北京城还有大几百里路，却不思如何进取，反而在这里尔虞我诈，算计攻下北京城之后如何分赃。真是可笑之极！
就在何遂腹诽不已的时候，报务员匆匆送来一纸电报：“报告何参谋，陕西军政府发来急电！”
何遂顿时醒过神来，闻言心中不由一动：“陕西急电？我看看！”看完电报他神色大变，急忙起身，直奔燕后院吴禄贞住处。
此时已经是深夜十一点多钟，北方冬夜寒意袭人，吴禄贞房里却依然灯光明亮。何遂顾不上礼节，直接推门而入，却看见参谋官张世膺和副官周维桢也在座。吴禄贞见何遂进来，笑着问道：“叙甫，又有什么最新消息？”
何遂赶紧把手里的电报呈上：“司令，是陕西赵都督的急电！”
张世膺眼睛一亮：“怎么，赵行止也按捺不住，准备带兵过来插一杠子？那好啊，我们现在是韩信用兵多多益善！”
屋里都是吴禄贞的亲信，何遂也不隐瞒：“不是这样的！赵都督在电报中称，他们陕西现在两面受敌，兵力严重不足，想调程子寅部回援。”
“什么？”张世膺和周维桢顿时一齐站起身。
吴禄贞看完电报，面色深沉：“叙甫说的没错，赵行止在电报中命程子寅部必须于25日前启程，由平型关西上，尽快抵达陕西鄜州一线，防御甘军东路进攻。”
周维桢大为愤慨：“赵景行他是什么意思？我们现在北有禁卫军、毅军，人数不下三万；南有袁世凯的北洋精锐，人数不下两万，难道就不是两面受敌？本来我们就人力、战力都不占优势，他还要调走程子寅所部，这不是釜底抽薪、落井下石嘛？”
他转过脸，对吴禄贞说道：“司令，要不我们先把电报压下来，赶紧和张统制、蓝协统达成协议，明天就派程子寅部北上？等他们和姜桂题的毅军接上火，乒乒乓乓打起来，管他什么赵都督、李都督的电报，那时候部队就是想撤也撤不下来！”
吴禄贞、张世膺、何遂三人都苦笑着摇了摇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