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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在操纵，是地地道道的黑道当政，是变相的黑社会势力在大陆死灰复燃。中国共产党党内有派，这不是秘密。遗憾的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先进的革命派被打倒了，落后的反动派篡夺了党政大权，把一个革命的政党，几乎变成了封建帮派。他们的统治，其实是黑社会帮派式的统治，他们才是真正的“黑帮”。我这样说的根据：第一，它充满了迷信、落后、愚昧、野蛮、专制和黑暗。所谓革命造反派的头头，有的本身就是地痞流氓，他们完全继承了封建帮主的那一套，其所作所为，包括组织系统、等级制度、家长式统治、独断独行、飞扬跋扈、以强凌弱、打击异己、疯狂报复、残酷的非刑……等等一系列表现，完全是黑社会帮派式的。有许多连黑社会帮派都做不出来的事情，他们都做得出来，甚至公开喊出“红色恐怖万岁”的口号，给黑社会帮派的形式披上一件“革命”的合法外衣，行黑社会帮派体系统治之实。第二，整个“文化大革命”，只有极少数的几个人从中得到好处，而给绝大多数中国人带来的只有痛苦和灾难。第三，它的流毒与恶果，将影响中国两代到三代人的素质与社会风气，今天中国大陆出现了黑社会性质的各种犯罪团伙，正是这些黑帮们的流毒，有的就是他们直接培养扶植起来的。
这样的论点，当然也只是我一个人的，别人，特别是大陆的人，还没有也不敢有这样尖锐的提法。
我这样笼统地、抽象地说，对你这个从来没有到过中国的人来说，未免太空洞、太遥远也太难以理解了。还是结合我自己本人的故事，跟你形象地说明吧。
我祖籍中国江南山区，世代务农。我祖父从小天资聪颖，是吴家唯一的一个读书人。他青年时代，思想进步，暗中参加了孙中山先生发起的同盟会，辛亥革命中组织光复军，参与了江南一些城市的光复。辛亥革命后在当地军政府工作了一个时期，不久就继续上大学念书。二十年代从政法大学毕业后，又参加北伐军，当上了团党代表，一直打到了北京。北伐完成后定居上海，挂牌当律师。抗战军兴，我爷爷自己奔赴抗日前线当军法处处长，让当时正在工学院念书的儿子也就是我爸爸投笔从戎，报考中央军校。为了报效祖国，父子两人几乎同时投军，上了前线。抗战胜利以后，父子二人又先后退伍，我祖父继续当律师，我父亲在一家工厂当技术员。1949年新中国成立，私人开业的律师被取消了。好在我爷爷是民主人士，又是法律界的名人，政府部门组织他学习了一段时间，就被安排在上海市法律顾问处当律师。我爸爸在厂里也有创造发明，升任了工程师。1952年，我在上海出生。我妈妈是个女医生。
从哪一个角度说，我家都是革命的，进步的。至少不是反动的。
但是我外公家是地主。其实地也不多，就二十多亩。在中国江南，土地虽然比不上湄南河三角洲，也还是比较肥沃的，每亩地能收租谷500 市斤，合250 公斤。全部租谷，一共五吨，一辆大卡车就运走了。这点儿粮食，对已经从经营土地发展到经营工商业的江南地主来说，不算一回事儿。因为我外公主要靠在县城开布店和织布厂赚钱。
我还有个舅舅，也是抗战期间投笔从戎的，本来在部队里当军需主任，抗战胜利后在武汉当某军的留守处处处长。是他先认识我爸爸，后来才把他妹妹也就是我妈妈介绍给我爸爸的。1948年5 月，我爸爸和我妈妈在上海结婚。1949年4 月，我舅舅奉命撤退到台湾。后来退伍了，在九龙开了一家饭店。1950年江南开始土地改革，我外公把全部土地都主动交出，被评为“开明地主”，没有受到斗争。他觉得自己年纪已经大了，戴着一顶地主帽子，生意也不好做，儿子在台湾，没有任何消息，女儿在上海，即将生育，正写信来要老伴儿到上海照顾她。于是他干脆把布厂和商店都关了，在1952年带着一些积蓄，到上海来与女儿一起生活。
一直到1955年，我一家人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辛勤劳动，都平安无事。我外公、外婆照顾着我，他们的户口也都从农村迁来上海了。
到了1955年，大陆开展“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运动”，不是由公安、司法机关办案，而是由各机关、企业、厂矿通过群众提意见的方式来“挖掘”。
我父亲本来就是个大学生，只因为抗战上了前线，应该说，他不是勇士也是“爱国将士”，而且是尽人皆知的，本来与“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根本就挂不上钩儿。可是群众一“挖掘”，首先把我父亲挖掘出来了。口口声声，只问我父亲为什么不跟蒋介石到台湾去。我父亲说：他是学工的，他的事业在工厂，不在军队，抗战期间当兵打仗是为了抵抗日本侵略者，是爱国行为。积极分子们就问他：“你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在那个年代，知识分子们，特别是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们，谁敢说自己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只好承认自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啰。于是积极分子们就用三段论证法来批驳我父亲：“大前提：资产阶级的阶级特性是唯利是图。为了赚钱，他们是连祖宗都可以出卖的。小前提：你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结论：你的阶级特性注定你只能去当汉奸，你是不可能爱国的。再不然，你去当兵，就是为了想当官，好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欺压百姓。因此，很可能你就是一个潜伏的特务。”
您别笑，像这样的逻辑，在五十年代的中国大陆，不但没人笑，而且被奉为经典的至理名言，被当作唯一标准，可以用来分析一切是非曲直的。
我父亲据理力争，当然不会有人听他。幸亏经过内查外调，他确实是上着大学去参加抗战的，抗战结束，以上尉副营长的军衔复员，以后继续从事本行业务，没有血债，也没有罪恶。仅仅因为他是个国民党员，是“连以上伪军官”，最后被定了一个“历史反革命”，控制使用。本来因为他有创造发明，技术部门原计划提升他为副总工程师的打算，也因为“控制使用”而取消了。
好在我爸爸认定自己是“凭本事吃饭”的人，对于这种是非颠倒的“光荣称号”，本来就不太计较，也无法计较，只是苦笑一声，也就算了。
可是我妈妈却想不通。1957年，大陆又开展“整顿党风”的运动。本来这是共产党内部的事情。但是共产党很诚恳地征求党外人士的意见，我母亲也就很诚恳地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她说：我爸爸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太冤枉了。在抗日战争那个历史时期，只要是抗日的，就都是爱国的，进步的，革命的。好，所谓征求党外人士的意见，本来就是一个“阳谋”，要的就是你这样一条意见。联系到她父亲是地主兼资本家，哥哥是逃到台湾的反动军官，丈夫又有历史问题，认定她是阶级异己分子反攻倒算，经过批判，被划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下放到生活最苦的苏北农村劳动改造去了。幸亏她是个医生，没干多久的农活儿，农村人民公社成立，就让她到乡村医院当医生去了。
从此，我父母被人为地分隔在两个地方，一年也见不了几次面。也因此我母亲没有再生育。而我还没有上小学，就等于失去了母亲，失去了母爱。
1960年，中国大陆因为天灾人祸，主要是“瞎指挥”和贪大喜功、虚报产量，造成特大浪费，于是出现了特大饥荒，到处饿死人。苏北农村生活本来就苦，一闹饥荒，老百姓连糠都吃不上了。我们在上海，生活比别的地方还好一些，但也是什么东西都买不到。我们一家还不能不节衣缩食，从已经很少的口粮定量中节省出一些来，接济我母亲。
1965年，我母亲经过八年的劳动锻炼，总算“改造好了”，给她摘了右派帽子，把户口迁回上海。但是还不能让她当医生，只能让她到挂号室当挂号员。
对我们一家来说，只要她能回来，大家都念阿弥陀佛，关于职务高低、工资多少，都不去计较了。
1966年暑假，我14岁，刚上初中一年级，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我家从此陷入了分崩离析四分五裂的悲惨境地。
首先遭殃的是我外公、外婆。革命派说他们是“逃避改造的地主分子”，没收他们的全部存款，把他们押解回原籍，交贫下中农监督改造，还什么也不许带，只准许他们带一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