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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遭殃的是我外公、外婆。革命派说他们是“逃避改造的地主分子”，没收他们的全部存款，把他们押解回原籍，交贫下中农监督改造，还什么也不许带，只准许他们带一床被子和几件替换的衣裳。那一年，我外公、外婆都已经七十多岁了，说起来虽然都是农村出身的人，可一天农活儿也没干过。到了农村，只能参加积肥组干点儿轻活儿，每天所得的“工分儿”，只够喝粥的。天天晚上还要挨批斗，不挨批斗也要陪斗，没有一天消停的日子。没过几年，就这样被活活折磨死了。
接着遭殃的是我爷爷。当时他虽然年纪已经很大，早就离开了法律顾问处，但仍在市政府的政法研究小组挂一个“组员”的名义，有时候去开开会，讨论一些司法方面的政策性问题。“文化大革命”一开始，“革命派”就说他是“反动学术权威”，先贴他的大字报，接着拉出来批斗。他们采用“形而上学”的逻辑，问我爷爷：“你当了一辈子法官，有判错的案子没有？”我爷爷是个很有自知之明的人，知道自己不是圣贤，经手的案子大大小小没有一万件也有几千件，怎敢说连一件也没有判错的？他刚答应了一声“那当然有”，“革命派”就递给他三张纸、一支笔要他写交待：要写出判错的都是什么案子，为什么要错判，被错判的都是什么人。我爷爷说：“说有，那只是估计而言。如果自己明明知道是错判的，还要那样判，岂不是明知故犯了？”他们说我爷爷态度恶劣，抗拒交待，“呸”地一声一口唾沫吐在他的脸上，继续批斗。
如果我爷爷理直气壮地说“没有”，“革命派们”当然要说他不虚心，不实事求是，结果依旧是继续批斗。
总之，那时候是只讲一面理，凡是被批判的人，是不许讲理的。这一点，连封建帮会都不会这样干。
我爷爷一辈子光明磊落，仕途通达，没有受到过任何侮辱，如今当众被乳臭未干的小辈唾面自干，无法忍受，当天夜里一根绳子就上了吊。第二天我们发现的时候，早已经断气了。
在他的桌上，用整张白纸写了“士可杀不可辱”六个脑袋大的字，这是他的绝笔。
此外，写给我爸爸、妈妈的遗嘱是：“忍辱负重，度过难关”八个字。写给我的遗嘱最长，是“认真学习，做一个无愧于自己良心的人”。
我爷爷革命一辈子，就这样无声无息地走了。他是上海市第一批自杀的人。幸亏他有先见之明，走得早，不然，等待着他的酷刑和折磨，还不知道有多少呢！
我爷爷生平最佩服两个人：一个是孙中山，一个是毛泽东。他在上大学的时候，一本《三民主义》读得滚瓜烂熟。他当北伐军团党代表，靠的就是这一本《三民主义》。新中国建立以后，他读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等一系列著作，又对毛泽东崇拜得不得了。四卷《毛泽东选集》读了又读，圈圈点点，眉批脚注，书上几乎没有空白的地方了。这还不算，还写了厚厚的十几本读书笔记，总字数绝对超过了雷锋的笔记。他按照毛泽东的每一句教导实事求是办事，认真到从粮店买回面来，都要过秤，多一两要送回去，少一两必须去补，粮店的人都叫他“老认真”。没有想到的是，最终他还是死在自己最尊敬、最崇拜的人所发动的运动中。
我爸爸、妈妈当然也逃不掉。好在他们都是“名牌货”，并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运动的矛头，并不针对他们而来，经过象征性的批判、抄家，只要老实、听话，没发现“现行”，无非接受监督，低头认罪而已。他们先后被轰出办公室，在单位里扫院子，扫厕所。比起被打倒了的厂长、院长们，日子似乎还好过一些。
至于我，在那个形而上学猖獗、是非好坏只凭出身就能决定的年代，尽管我是新中国出生的孩子，但是我有这样的父母、爷爷、外公、外婆、舅舅，我的生死簿上，早就注定我的终身前途了。我在学校里被同学称为“黑五类子弟”。什么叫“黑五类”呢，指的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分子”这五类人。凡是这五类人的子女，只许接受“正面教育”，不许参加当时学生中最叱咤风云、可以随便鞭打老师、可以随意抄别人家的“红卫兵”组织。这五类人中，我家就占了三类，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说心里话，我倒真得感谢我的这个出身成分，不然，我不当红卫兵固然不行，当了红卫兵不去造反更不行。要我违心地去鞭打老师，去抄无辜者的家，我还真做不到呢！
但是封建帮主们是绝不会放过我和我们一家的。1968年，我16岁，彻底拆散我们一家的日子终于到了：爸爸、妈妈接到通知，要分别到各自系统的“五·七干校”去劳动锻炼，改造世界观；我也接到学校的通知：要到西双版纳去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一句话，上海把我们扫地出门了。
对你们来说，当然不懂得发生在中国大陆的这些名堂。简单地说，“五·七干校”就是变相的劳改队，主要是收容被打倒的领导干部和五类分子，当然也有“革命派”，不过那是起监督作用的；插队落户呢，是因为当时的学校并不上课，学生一届届招进，毕业了也什么知识、什么本事都没有，什么也不会干，经过“大革命洗礼”的小将们，人人锻炼成天不怕地不怕的闯王，谁也奈何他们不得，又没地方可去，总在城市里闹事，连帮主也头疼起来了，只好把这些没有知识的“知识青年”们统统送到农村去，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和“农村是一个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大有作为”的口号下，把这盆脏水泼到农村这个大院子里去，以减少城市主要还是帮主们的压力。
我们家既然是这样的组成成分，家破人亡，被赶出上海，当然是必然的命运了。比较起来，我们家还不算最惨的呢。
我父母只有一个要求：不论是下“五·七干校”还是插队落户，希望一家三口都在一起。但是这样的要求谁也无法答应。因为父母的单位系统不同，而我又是教育系统安排的。父母的单位说：“你儿子又不是干部，哪有带着儿子进干校的？”负责插队的干部则说：“你父母又不是学生，插队嘛，哪有带着爹娘的？就因为你们这些孩子太骄气，离不开父母，所以才要让你们到农村去锻炼锻炼呢！”
好，帮主的决定，根本就没有商量的余地。我们一家，只好把家具财产送进信托公司廉价处理了，大家分一点儿，然后三个人抱头痛哭了一场，爸爸以“历史反革命”的身份去了苏北，妈妈以“摘帽右派”的身份去了江西，我则以“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身份到了西双版纳。从此一家三口，劳燕分飞，天各一方，相距千山万水，谁也照顾不了谁了。
我和同学们到了西双版纳。这个地方是傣族聚居区，到处是美丽的竹楼。傣族实际上就是泰族，从语言、服装到生活习惯，都与泰国的泰族和缅甸的掸族十分接近。可见努丹说的泰国的泰族和缅甸的掸族是十四世纪从云南迁移过来的，有一定道理。
当时被送到西双版纳的学生有两种，一种叫做“生产建设兵团”，属于军队系统，由军队派人管理，人员集中，管理得严些，生活相对地比较好一些；一种是插队，属于人民公社系统，也就是把学生分配到各乡各村，人员分散，一个“知青点”最多不过十几个人，少的只有四五个人，管理松散，要自己挣工分儿，自己做饭吃，生活相当艰苦。
那里是亚热带地区，勉强适合于橡胶树的生长。当时中国的橡胶，主要靠南洋进口，其次靠在海南岛种植一些，供不应求，大大落后于需要，所以决定把我们这些“知识青年”送到这里来开垦橡胶园。
种橡胶，需要比较大的场地，需要严格的管理，需要有组织的熟练技术工人，因此，最好是组织国营农场。但是“文化大革命”把国家仅有的一点儿资金都折腾光了，国库里没有钱，只好把我们分送到各生产大队去，以大队为单位，营造一些小面积的“队有橡胶园”。我们在公社技术员的指导下，和傣族社员一起把热带雨林毁掉，砍树，烧荒，栽种树苗，施肥浇水，中耕除草，费了好几年工夫，什么收益也没有。生产大队对这种既没有眼前利益又劳民伤财的经济作物没有兴趣，逐渐放松了管理，橡胶园又变成荒地了。
这期间，我外公还在老家监督劳动。我是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