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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期间，我外公还在老家监督劳动。我是他从小抱大的，对我特别宠爱。我到了西双版纳以后，就数他给我写的信最多。这是因为爸爸、妈妈在“干校”劳改，监督得严，所有来往信件都要经过检查，所以除了报平安的“例行信”之外，除非必要，互相之间很少通信。而外公在农村，所谓监督，只要不破坏生产，不散布“反动言论”，给外孙多写几封信，村干部并不管。因此他每隔一个来月，总要给我写一封信，讲讲江南农村的新闻。我也每隔一个来月给他写一封信，谈谈西双版纳的新鲜事儿。
我外公年纪大了，生活又苦，精神非常空虚，就去找书看。那时候，全中国除了四卷《毛泽东选集》和一本《毛主席语录》之外，只有一部“以阶级斗争为纲”实际上是以阶级偏见为主导思想写成的小说《金光大道》，宣传的是地主的阶级本性怎么怎么坏、贫农的阶级本性怎么怎么好。这是一部没有文学价值但却可以当阶级斗争教材的小说。别的书找不到，只好也拿来看。他看了以后，很不以为然。本来，像他这样的身份，帮主恩典，没有杀他，让他当一头会说话的牲口活着，就应该感恩戴德才是，偏偏他脑子还会思考，思想还很活跃，就在他写给我的信中，结合他读了《金光大道》后的感想，给我说了一个发生在我外公老家的真实的故事。
四十年代，我外公在县城开布店办纺织厂，我外婆在老家管理田产。本来，二十几亩地，大都是租出去的。可我外婆总说：“儿要亲生，田要亲耕。”上等好田租给佃农种三年，就会肥力大减，变成三等田。因此，她哪怕自己辛苦些，雇了一个长工、一个牧童，亲自监督春耕、秋收，种起田来。雇的长工姓杨，因为是个遗腹子，长辈们给他起了个名字叫“百了”，是“一了百了”的意思。长大了，人家送他一个外号叫“伯劳”──伯劳是江南的一种常见鸟；当地方言，伯劳也是乖巧、能干的意思。
这个伯劳果然乖巧能干。二十亩稻田，年年种得籽粒饱满，比租给佃农种产量要高得多。由于多施绿肥和圈肥，土地的肥力不但没减低，反而一年比一年好了。我外婆对他很满意，常给他几件旧衣裳，农活儿累的时候，总要炖肉煮鸡蛋，给他做点儿好吃的，还给他酒喝。他对我外婆也很满意，常对别人说：这样好的东家，打着灯笼也没地方找去，只要我外婆不嫌弃他，他哪儿也不去了。
新中国建立，江南土改，他作为雇农，被工作队吸收为积极分子，通过学习，回村来开展工作。这时候，他还对我外公、外婆很好，悄悄儿地告诉我外公：共产党对富农采取的是孤立政策，对地主采取的是打击政策，但如果主动把土地全部交出，就可以评一个“开明地主”，至少可以不挨斗。他劝我外公看开一些，免得皮肉受苦。我外公本来就不把这点儿土地看在眼里，于是就接受了他的忠告，把土地、房屋连同家具、农具全部交了出去。当然，有许多东西，就悄悄儿地让他拿走了。后来分房屋、分田地，他分到的，全是外公的好地，外公的那座瓦房，也归了他。
我外公在土改中没吃到苦头，他在土改中立了功，入了党，当起村干部来了。
打土改以后，他又得了一个新的外号，叫“杨白劳”──这是歌剧《白毛女》中一个女儿被地主霸占的老佃农的名字。
十几年过去，等到我外公、外婆被遣送回籍监督生产的时候，他已经当了大队长兼支部书记，在村子里是最高领导，什么事情都是他说了算了。
房子呢，土改时候分给他的原来外公的房子，已经作价让给生产大队做了大队部，他在大队部的前面新盖了一座三层楼。后门正好对着大队部，进出非常方便。
他对我外公、外婆倒还“不忘旧情”，特地把我外婆当年盖给长工、牧童住的三间小房子“还给”他们住下。他的这一举措，当然含有“如今天翻地覆，当年你住的大房子，归我住了；当年我住的小房子，现在得让你们住了”的意思。他让我外公到积肥组参加劳动，好歹给几个工分儿，好让他到秋收的时候能分到两个人的口粮。还特地对我外公说：国家的形势在那里摆着，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既然彼此是敌对的两个阶级，他也不可能照顾得更好了，以免上级批评。只要我外公不生是非，不多口多舌，在他的治下，可保证老两口儿平安无事，算是他对我外婆当年对他好的报答。
但是不久以后，我外公就发现这个大队长兼支部书记有问题，而且问题还不小。
杨支书本来不识字，后来上了扫盲班，不但摘了文盲帽子，也摘了“光棍儿”帽子：他把扫盲班的女老师给娶过来了。
杨百了当上了大队支书，他老婆也当上了设在乡里的中心小学校长，住在学校里的时候多。他床上一有了空缺，就总有人来填补。而且不是一个两个，往往是这个走了那个来，走马灯似的团团转，又安排得非常周到，从来没有撞车的时候。这些女人，有些是本村的大姑娘小媳妇儿，有些是外村来的。不过也有非常明确的分别：凡是本村的女人，对他家的房间家具布局十分了解的，一律在夜里从他的后门进出；而外村来的女人，对他家的情况不太了解的，他大都先安排在大队部的客房里住下，然后他自己半夜里从后门溜进大队部。因为尽管他老婆经常不在家，可他家里还有老母、幼子，万一撞上了，不麻烦至少也不好看。
不仅如此，大队里收获的农作物，特别是产量少的品种，如芝麻、向日葵之类，往往以“不太干燥”为理由，先不进大队仓库，而是先送到大队部“晾”起来。大队部的大门钥匙只有他和大队会计两个人有，于是送进大队部，也就等于送进他家一样了。
为什么这些事儿我外公会知道呢？前面说过，杨百了安排给我外公、外婆住的房子，就是当年我外婆盖给他住的“长工屋”，就在当年我外婆的住房、后来分给杨百了、如今变成大队部的那座房子旁边，只要从后窗户看出去，他家的动静一目了然，清清楚楚。
怪不得我外公刚到的时候，他要说“只要你不生是非，不多口多舌，保证你平安无事”的话了。
我外公自己是那样的身份，支书又这样交待过，他当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去多管这些“闲事”。何况那年月农村里什么文化娱乐活动都没有，只剩下“色食，性也”，男女们从本能上找点儿乐趣，也是很普通的事情。
再过一段时间，尽管我外公不主动找别人说这些事儿，别人主动跟我外公说起这些事儿的场合也不是没有。通过三个五个人无意中的叙述和透露，我外公才渐渐明白过来：杨支书有这么多“相好的女人”，对他来说，固然是出于“性的本能”，多多益善，而对于那些女人来说，却大都是不得已而为之，是另有所图的。因为如果从“性的需要”出发，杨支书已经年近五十，脸蛋儿是黑的，皮肤是粗的，年纪太大，文化太低，说话缺乏风趣，家里还有老婆孩子，绝不是大姑娘小媳妇儿为解决“性的苦闷”所可选择的“最佳对象”。她们真要打点儿“野食”吃，村里年轻漂亮的小伙子有的是，特别是那些“知识青年”，正处于“性饥饿”阶段，招之即来，何至于去找他？
关键的一个字，是他手中有权。
权这个东西，在民主国家中，是属于人民的。人民选举自己的公仆来执掌“权柄”，掌得不好，立即罢免，简单得很，也明确得很。没有至少很少有人敢用权来给自己换取点儿什么。
只有黑社会的帮主们，才拥有无限大的权力，而且可以通过权力来取得他所不应该取得的一切。
据了解内情的人透露：杨支书玩儿女人，其对象和档次，是分期分批逐步提高的。
第一批，是土改之后不久。那时候地主受到管制，富农受到孤立。作为村支书的杨百了，经常要登门“训话”，进行教育。看见哪家地主、富农的女儿、媳妇长得有几分姿色，就吩咐她们于某夜到村公所谈话。谈话当然是个别进行的，所以谈话的内容是什么，谁也不知道。人们只发现：凡是有女儿、媳妇到他那里经过他“教育”的，那家地主或富农就得到了“宽恕”甚至“优待”。慢慢儿的，全村所有的地主、富农的女儿或媳妇都接受了他的“教育”，他们全家人这才得到真正的解放，走路也不用低着头了，干活儿也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