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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4月26日，正在延安中央党校二部学习的刘浩接到通知：朱德总司令请他去谈话。
刘浩赶到朱德的窑洞，只见还有另外几位云南籍的干部也在那儿。不一会儿，朱德走出来，和大家握手见面。朱德笑着说：“你们在坐的都是云南人，我也算是半个云南人了，我们是老乡相会分外亲啊！”朱德虽是四川仪陇人，但他早年毕业于云南陆军讲武堂，接着参加了辛亥革命中的云南光复之役，此后又在滇军中历任团长、旅长，并参加过护国战争和护法战争，和云南结下了不解之缘。
朱德接着就开门见山地说：“蒋介石已经把云南的六十和九十三两军调到东北打我们，今天找你们来就是要商量一下怎样做好滇军工作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加强对敌军工作，向来是我军政治工作的三大任务之一，根据东北敌军情况，做好滇军工作具有重要的意义。这既是对全国人民解放事业的一大贡献，又是为云南父老做一件大好事。”
亲自指挥东北战场（二）
针对刘浩今后的工作，朱德说：“中央考虑你是云南人，做过地下工作，有做云南上层统战工作的经验，对云南上层的情况也比较熟悉，决定派你去开展这项工作。你要做好思想准备，中央其他领导同志还要同你谈话，布置任务。”
刘浩当即表示：愿意去东北做好滇军的工作。
4月29日，刘少奇接见了刘浩，具体安排了他的工作。
刘少奇说：“对滇军的策反工作应着重从三个方面进行：一是依靠我方在滇军中的地下党组织，广泛结交朋友，从滇军内部做好工作；二是依靠我军军事力量和党的政策，在前方积极开展对滇军的政治攻势；三是利用各种可能，直接与滇军上层将领接触，公开对他们进行策反。总之，工作要从各方面去做，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争取或迫使滇军大部分起义。”
刘少奇还告诉刘浩，中央还将抽调一部分云南籍干部去东北开展滇军工作，滇军中地下党员的关系，由刘浩负责联系。并要求刘浩先乘飞机去北平，到军调部中共代表团，由叶剑英、李克农具体安排接近滇军的事宜。
1946年5月6日，刘浩按中共中央指示，飞抵北平，向李克农等汇报受命策反滇军的情况。
李克农与刘浩详细研究了如何安全进入滇军的问题。由于国民党军加强了东北的防护，沿途盘查甚严，最后决定：刘浩先乘飞机去张家口，再经晋察冀转冀热辽，想办法进入东北。
李克农要求刘浩首先与东北滇军中的中共地下党员取得联系，了解情况，然后再相机行事。
在李克农的帮助下，1946年7月下旬，刘浩辗转进入东北。此时东北上空已弥漫着战火的硝烟了。
刘浩到东北滇军后，立即与九十三军中共地下党员张士明和六十军地下党员杨重接上了头，传达了中央指示，并根据滇军中中共地下党员的情况，与他们研究确立了八项工作任务：对具备党员条件的积极分子，迅速分别发展入党；共产党员要争取掌握带兵实权；广泛开展交友活动，更多地团结中、下级军官；利用敌人内部矛盾和广大官兵的不满情绪，适时地进行策反宣传，团结进步，争取中间，孤立顽敌；积极搜集军事情报，配合解放军外线作战；建立与解放区的交通联络，内外配合；为便于工作，把滇军中的地下党组织分为两个独立活动的党组织，六十军地下党组织由杨重负责，九十三军地下党组织由张士明负责；积极慎重地开展对上层将领的工作，争取在滇军内部策动反蒋起义。两个军的地下党组织，按照统一部署，积极活动，迅速发展了一批党员，开展了广泛的交友活动。中共地下党的活动很有成效，很快，两军的带兵实权就掌握在中共地下党员张士明、宁坚、杨重、范啸谷、赵国璋手里。
刘浩将两军的实际情况向中央作了汇报，他认为，九十三军军长卢浚泉，虽然为保存实力，作战消极，但对中共顾虑颇多；和国民党其他将领一样，他迷信美国的支持和手中精良的装备，不到走投无路是不会认输的。
针对这一形势，中央经过慎重考虑，作出决断：集中精力策反六十军。
李克农居“庙堂”之高，刘浩处“江湖”之远，策反工作像上紧了发条的时钟，昼夜不息地运转起来。
与此同时，长春城外人民解放军大兵压境，城内已弹尽粮绝，军心涣散，士无斗志。军长曾泽生哀叹：“我少年从戎，本想为国为民，御侮安邦。但是几十年来，我所看到的却是自相残杀。”原先充盈胸中的“为卢汉争光，为滇军争气”的豪情壮志，已荡然无存了。
于是，在历史的日历上，记载下了这样两个振奋人心的日子：1948年10月15日，东北滇军第九十三军在锦州被全歼，军长卢浚泉被俘；
1948年10月19日，东北滇军第六十军军长曾泽生，率军部和一八二师、暂编二十一师、暂编五十二师3万余人，在长春起义。曾泽生部起义后，被中共中央军委正式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五十军，曾泽生任军长。1950年10月，五十军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涌现出白云山团、帽落山英雄营及修理山、文衡山英雄连等英雄集体和一批战斗英雄，立下赫赫战功，打出了军威国威。曾泽生本人则于建国后历任中南行政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委员等职，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军衔。长春起义，使蒋介石东北棋盘上重要的一颗子，不战而为我所有，这对改变战局，无疑有莫大的裨益。
滇军，是国民党军链条上的一个薄弱环节，继续从滇军入手，李克农把眼光盯住了云南。云南掌握在龙云、卢汉手中。
龙云，1884年生，云南昭通人，彝族。他早年毕业于云南陆军讲武学堂，曾在云南军阀唐继尧部任过军长。1927年，43岁的龙云发动倒唐政变，一举夺得云南的实权，成为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和第十三路军总指挥，成了名副其实的“云南王”。抗战胜利后，早有消除异己之心的蒋介石，免去了龙云云南省政府主席的职务，调任军事参议院院长，明升暗降，将龙云闲置了起来。龙云被蒋介石夺去了军权，但在云南的一方天地，影响却还在，他不时通过各种渠道，遥控云南局势。新任云南省主席卢汉便受其影响。
卢汉，1896年生，云南昭通人，彝族。1914年毕业于云南陆军讲武学堂，是龙云的老部下。此时，接替龙云，主理滇政。蒋介石此举，意在挑起龙、卢二人的矛盾。
龙云在抗战时期，曾与中共有过接触，此刻对蒋介石将其调虎离山的一招，正愤愤不平。卢汉偏于云南一隅，手握杂牌部队，蒋介石借“勘乱”消灭非嫡系部队的伎俩，也令他大为不满。显然，蒋介石在弄巧成拙。
全力策反云南
在这种形势下，卢汉向中共发出信号———请求与中共联络。中共中央也相应作出决定：全力策反云南！
卢汉的联络人，名叫宋一痕，此人1926年入党，1928年脱党后在上海从事新闻、摄影工作。1938年卢汉北上抗日时，宋一痕投身卢汉麾下，跟随卢汉征战南北。鲁南战役中，宋一痕在突围时与部队失散，几经周折后，于1939年携妻子回到昆明。与中共联络，卢汉想到 了这位老部下。1946年9月底，宋一痕夫妇被卢汉派往香港，卢汉希望他们能在香港找到与中共接触的渠道。
宋一痕夫妇下塌于“九龙饭店”，前脚进店，后边就跟来了香港“一斋书屋”的老板黄洛峰。
黄洛峰是中共党员，宋一痕参加中共后，二人曾在一起工作过，是老相识。而所谓“一斋书屋”，正是中共在香港的一个秘密联络点，黄洛峰就是该联络点的总负责人。
此后，宋一痕在香港和昆明之间穿梭来往，在中共和卢汉之间传递信息。
卢汉心动了，他嘱夫人写了封起义决心书，签字盖印后，交宋一痕面交中共领导人。
1949年6月，宋一痕在中共华南局护送下，来到了北平。李克农会见了他，向他布置了云南起义的有关事宜。
中共中央对卢汉的决心书作了答复，宋一痕再回香港。而北平和香港之间的电讯联络也正式开通。宋一痕要回昆明见卢汉，他夫人的二弟席宣负责与中共的联络。宋一痕临走时，向他交待了暗语，说“我们在香港的地点，北平已知道了，如果北平来了电报，你就转昆明，而昆明来的电报，则转往北平。记住，北平来电的代名是：邹明。”邹明，就是李克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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