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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报，你就转昆明，而昆明来的电报，则转往北平。记住，北平来电的代名是：邹明。”邹明，就是李克农。
北平的电报南来，昆明的电报北往，通过香港的中转站，中共和卢汉频繁联系。为防国民党特务窃听，电报一律用密码加暗语：来往电报谈的全是有关汽车买卖的事。连席宣自己也弄不明白，只是照转不误。
终于水到渠成。1949年8月，先期避往香港的云南省“老主席”龙云发表声明：脱离国民党集团，拥护中国共产党；同年12月9日，一个更具爆炸性的消息传出：云南省“新主席”、云南绥靖公署主任卢汉，偕西康省政府主席刘文辉、西南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侯和潘文华，同时在昆明和彭县通电起义，宣布即日起率所部与国民党集团脱离关系。云南、西康和平解放！
据史料记载：从1945年抗战胜利到1950年海南岛解放，中共策动国民党军起义、改编、投诚近500起，整师156个，舰艇74艘，飞机26架，官兵177万。起义投诚官兵占解放战争中被歼人数807万余人的1/5以上。这一业绩，在中外军事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在战火硝烟的背后，李克农参与策动了部分地区的和平解放工作，并组织了多起起义，功不可没。
形势下的傅作义
1948年下半年，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已经进入第三个年头，神州大地上炮声隆隆，硝烟弥漫，国共双方摆出了战略决战的态势。经过两年多作战，双方的军事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人民解放军愈战愈勇，由战争初期的120万人迅速增加到300万人；而国民党军则大量被歼，仅1948年7月至11月间，就丧失了100万部队，总人数则由发动内战时的430万人下降为290万人，元气大伤。对此，蒋介石神情黯然，手足无措；而毛泽东却充满了自信，他说：“中国的军事形势现已进入一个新的转折点，即战争双方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人民 解放军不但在质量上早已占有优势，而且在数量上现在也已经占有优势，这是中国革命的成功和中国和平的实现已经迫近的标志。”
1948年底，处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围困的北平城中南海居仁堂内，一位体态魁武、神情严肃、身着黄布军装的国民党将军在室内默默徘徊，疲惫不堪的脸上露出忧虑的神情。此人，就是国民党军中名声显赫的傅作义将军。
傅作义，字宜生，山西荣河（今临猗县）人。1895年出生于一个农民的家庭。青年时期，他抱着救国的理想，投身军营。1918年，傅作义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在阎锡山的晋军中任职。先后参加过北伐战争和阎冯反蒋战争、抗日战争。1939年，傅作义脱离阎锡山部队，到国民党第八战区任职。
1948年5月，国民党军在华北遭到人民解放军的沉重打击后，为挽救败绩，蒋介石决定成立华北“剿总”司令部，任命傅作义为总司令。傅作义走马上任后，绞尽脑汁，期望有所作为，不料，就在他刚刚上台不到两个月，华北人民解放军在保定以北的涞水、庄町一役，重创其“王牌”第三十五军、歼灭他的新编第三十二师和第一一师，给傅作义以极大的打击。
在正面战场给傅作义部迎头痛击的形势下，针对傅作义已陷入兵临城下的艰难处境，中共中央正确分析了傅作义部可能出现的两种情况：一方面傅作义曾是抗日的爱国将领，与蒋介石的独裁卖国、排除异己的所作所为有较深的矛盾，在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即将覆灭时，有争取过来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傅作义是反共的，长期与共产党兵戎相见，整个华北由他统帅的有60万国民党军队，不到不得已时，他不可能轻易接受和谈。因此，中共中央在立足于打、准备打的同时，力争和平解放北平，以保全北平的文物古迹，减少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为胜利后在北平建都创造一个好的条件。
配合中共中央的部署，李克农领导的情报系统积极活动起来。当时担任傅作义机要秘书的阎又文，就是李克农领导下的一名秘密党员。
阎又文原是1938年陕甘宁边区保安处派往傅作义部的一名情报人员。由于他与傅作义是同乡，又是燕京大学的学生，深得傅作义器重，长期在傅作义身边隐蔽。1947年冬，李克农提出要尽可能地发挥阎又文的作用，决定将阎又文直接划归中共中央情报部领导，并将与他联系的王玉调入情报部。
傅作义被蒋介石委任为华北“剿总”总司令后，李克农两次约见王玉，亲自布置工作，要王玉秘密进入北平，向阎又文安排进一步了解傅作义的思想动向，提供傅作义部的军事部署和作战计划，随时报告中共中央。
1948年12月，人民解放军包围北平后，李克农又多次指示阎又文要随时掌握傅作义的一切动向，并不失时机地向傅作义做一些影响工作。阎又文按照李克农的指示，开始积极而谨慎的工作，将傅作义的思想动向、矛盾心理都适时地向中央汇报。甚至连傅作义焦躁不安、想乘飞机逃走又怕蒋介石整他以及解放军一旦用武力攻下北平后，自己将成为毁坏这座历史名城的罪人等等矛盾心情，都作了详尽的汇报。
这些情况，对中共中央及时掌握傅作义的情况，采取相应的对策起到了重要的配合作用。
1949年1月31日，在中国共产党政策的强大感召下，傅作义终于决定率部起义。北平———这座驰名中外的古都、饱经忧患的历史名城和平解放，重又回到了人民手中。
北平的安全工作
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面胜利的前夜，中国共产党于1949年3月5日至12日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在会上，毛泽东宣布：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转到城市。
会后，中共中央开始了大规模的行动准备———离开西柏坡向北平进发。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有意义的一次进发。毛泽东说：“党中央进北平，这是一桩大事，政治意义十分重大，是在党和军队胜利的历史上最有意义的事情，一定要计划好。”
3月23日晨，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率中共中央机关及人民解放军总部人员分乘汽车前往北平。临上车前，毛泽东诙谐地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啊。今天是进京赶考嘛，进京赶考去，精神不好怎么行呀？”一席话，说得众人“哈哈”大笑起来。
周恩来应道：“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
“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毛泽东信心十足。
这支由11辆小汽车、10辆卡车组成的车队平常而平静地向北平驰去。
23日当晚，毛泽东一行住在唐县淑阎村。24日到达涿县。
24日晚，中共新任北平市长叶剑英专程从北平赶到涿县，同毛泽东、周恩来商定从涿县出发的具体事宜。最后商定3月25日凌晨2点，毛泽东等先乘火车进北平。
平、津解放前夕，李克农指示公开的情报研究机构，编写了平、津概况，供即将入城的干部阅读。这一做法，对他们了解情况、研究政策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以后上海、南京、西安、武汉、重庆等地的情报组织，也都推广了这一方法，编写了各城市的概况，有利于入城人员顺利接管。
为确保顺利接管城市，李克农还在河北省平山县黄村举办了“西黄训练班”，学员有从各解放区挑选出来的有斗争经验的地、县公安局长和县委书记，有经过中组部和华北城工部调集来的刚从平津到解放区来的青年党员和大学生。这些人都有过从事地下工作和民主运动的经验。巧得很，训练班的总人数刚好108人，后来被人们戏称为“一百单八将”。
1949年9月，训练班正式开学，在李克农的组织下，训练班采取“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的方法，讲形势、讲情况、讲政策。李克农有时还亲自授课。这个训练班虽然为时仅仅3个月，但收获不小。北平解放后，这批受训的干部，跟随李克农进入北平，协助中共中央接管北平。
按中央部署，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先期到达北平，安排打前站的工作。为安全保密起见，中共中央机关被代号为“劳动大学”。在“劳动大学”的名称下，李克农设立了三个临时机构：即劳动大学筹备处（办理交涉和备置用具）、劳动大学收发处（调查社会情况和布置警卫及办理中央机关来京人员的住宿介绍等具体事宜）和劳动大学招待处（负责香山地区的房屋修理、布置和租借等任务）。
为保卫中央机关和毛泽东的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