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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过此地，恰见自己兄长也在其中被无故追打，才奋不顾身上前制止，以致本人也被这伙歹徒打伤。公安机关当时已将刘少屯作为被害人制作详细笔录。
三、劳教决定书缺乏充足明确的法律依据，不符法律对这一执法行为的要求。
四、劳教决定书出台前后，龙港公安分局有大量程序违法行为：1。采取强制措施拘押当事人，没有任何法律手续；2。决定收容审查，没有任何事实根据；3。为了将错就错，进行大量事后补证；4。决定劳动教养，根本不征求所在单位和所在地区党政组织的意见；5。决定行政处罚，不直接向本人宣布；6。收容审查决定被法院宣告无效后拒不放人。
五、龙港公安分局处理本案时，还有大量其他违法行为：1。任意殴打当事人；2。在将错就错事后补证中，又随意涂改取证日期，并对证人进行诱供；3。违反办案原则，故意将歪曲捏造的事实提供给几家新闻单位，力图造成“既成事实”，干扰法庭正常审判。
杨新培和叶青律师说，一审开庭使案情真相大白，刘少屯无辜的证据已非常充分，所有参加旁听者也耳闻目睹了一切。但一审法院那份行文自相矛盾、含糊其辞、也不叙述认定的事实、理由和证据的判决书，却背离庭审查明的事实，说劳教决定“基本事实清楚，证据基本充分，量刑（注：原文如此）基本得当”，以此维持了劳教决定，使人一看就知道不是严格依法办案，它也表明了鹿城区人民法院作为基层法院处理本案时的尴尬处境。
看着法律受到的亵渎，杨新培和叶青律师十分痛心。他们慨然决定，继续担任刘少屯的诉讼代理人，向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
这是在1995年10月11日。
1997年6月3日，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刘少屯不服劳教上诉案。从刘少屯上诉至此时，又过去了整整一年半左右的时间。（此前，法院曾决定于1996年9月12日审理此案，但当天却因为被上诉人温州市劳教委以某种理由表示不能出庭，而不得不延期）。
在这段迟滞凝重的时间里，刘少屯度过了三年劳教的最后一天，于1997年工月17日走出高墙，回到学校。6月3日上午，他作为一个恢复自由的公民，和杨新培、叶青律师一同坐在法庭上，在台下几百名神情专注心思各异的旁听者面前，迎接了最后的挑战。
庭审开始，杨新培律师向着以年轻的女法官王慧为审判长的合议庭，再一次详尽举证，并请法庭传唤证人当庭作证，无可辩驳地否定了强加在刘少屯身上的两项“违法”事实。面对被上诉方拿出的“证据”，他尖锐地质问，一些有利于刘少屯的重要的原始证据，在被上诉人提供的办案卷宗里为什么被全部抽掉了呢？被上诉人在收集证据时，为什么“只是找一些因违法而时时处于公安机关特别控制下的劣迹人员，而具有正义感的正直的党政干部和周围群众一个都不去找、不敢找？”这不能不使人对办案动机发生怀疑。
一个由被上诉方安排的“证人”上前来指证刘少屯的“违法行为”，杨新培律师请他在自己、叶青律师和刘少屯三人中指出谁是刘少屯，他运足眼神来回扫视半晌，终于只是徒劳一场。追问之下，他承认，没见过刘少屯，刘少屯的“违法行为”是“听说”的。
以“听说”为“证据”，以“听说者”为“证人”，被上诉人指控刘少屯的证据之苍白疲软，由此可见一斑。
杨新培律师接着分析，公安部关于劳教对象有明确规定，即“家居大城市需要劳动教养的人，或家居农村而流窜到大城市、铁路沿线的大型厂矿作案符合劳动教养条件的人”。刘少屯是人民教师，有正当崇高的职业，他生在本地，长在本地，生活在本地，无任何违法行为，根本不是上述规定中的劳教对象。从国务院有关文件的规定看，劳动教养是对“不务正业，有流氓行为或者不追究刑事责任和盗窃、诈骗等行为，违反治安管理，屡教不改”分子采取的强制教育措施。它表明，适用劳教的行为必须具有违法性、严重性和连续性等三个必要条件，刘少屯一个条件不具备，怎么能将他劳教？
紧紧围绕劳教决定认定事实、适用法规和程序的谬误，杨新培律师的犀利剖析和所提出的一个个诘问，以确凿的证据，严密的逻辑和内在的道德震撼力，使得被上诉方代理人每每只能以沉默作答。一审时原告方义正辞严呼唤公理的场面，在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大厅里又一次重现。
在结束自己的发言时，杨新培律师心情格外沉重。他恳请法院依法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撤销劳教决定，主持正义，还人间一个公道。
1998年3月12日，二审开庭后的第10个月，刘少屯终于盼到了梦寐以求的解放。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经讨论认为，温州市劳教委认定刘少屯两起违法行为并做出劳教3年处罚，“主要证据不足”，“适用法规错误”，依法应予撤销，原判予以维持不妥，应予纠正。据此，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如下——
一、撤销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1994）鹿行初字行第107号行政判决；
二、撤销温州市人民政府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1994年8月17日作出的（1994）温劳教字第511号劳动教养决定。
本案一、二审诉讼费人民币各80元由被告承担。
这又一轮终审判决，宣告了刘少屯冤案的彻底推翻！
法律的语言是简洁的，甚至是吝啬的，但是，这个判决却有着太多太多的内涵，发人深思，令人感慨……
刘少屯曾在不服劳教官司一审判决的上诉状中写道，“国家的法律应当是公正的，决不能受非法干预，决不能让法律被特权所噬。公正总有一天会代替不公正。”
面对种种无端的磨难和诬陷，刘少屯从未对法律公正失去信心和希望，并且以主人翁的觉悟拿起了法律武器。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的同时，他也维护了法律的尊严。他不是一个气拔山力盖世的英雄，在苍茫大地亿万众生之间，他不过是一个平凡至极普通至极的小人物。然而，在这场命运的洗礼中，他以始终坚持“依法办事”的行动，证明自己是一个合格的共和国公民。法律洗刷了泼在他身上的层层污垢，还他以清白，这是对合格的共和国公民的必然回报。
刘少屯为什么会这样倒霉，为什么公安机关不抓别人单抓他？不少人都曾提出过这样的问题。刘少屯说，他对此也曾想了很久。他觉得唯一能说得通的原因是，他在学校操场教体育课时，曾与一强占操场打球影响教学的当地无业人员发生争执，那个无业人员与公安机关抓他的人是亲戚。他说，那个警察也许当时抓他，不过是耍要威风，为亲戚出口气，也不曾想此事会闹得这样大。
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抓了刘少屯，事情的发展就变得无法控制了。法律对公民合法权利日益加强的保护，使无罪释放刘少屯成了滥用职权者很难办的事情，它会引来一系列对他们极为不利的后果。这不但会使他们脸面无光，更会面临纪律处分甚至更为严厉的追究。为保自己，他们只能在错误的路上一步步走下去。
他们编织出种种刘少屯的“劣迹恶行”来解释他们抓刘的行为，并把此事并入反映他们领导的成绩之中，把领导者一个个一层层地拉进打击刘少屯的行列中来。而一旦走进这个圈子，他们的领导也就与他们面临着同样的前途，和他们有着共同的利害了。这也许就是刘少屯为什么面对着那么多与他并不相识的打击者的缘故。
蒙冤4年，终见天日。饱含着热泪，刘少屯和家人在老父亲带领下，向苍南县人民法院和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分别敬献上缀着“刚正不阿”、“清正廉明”金色大字的鲜红锦旗。而面对这纯朴善良的一家，面对着法律，人们不能不问：
捏造罪状诬告无辜的人，究竟是谁？又应当承担什么责任？
滥用职权执法犯法、瞒上欺下蒙蔽舆论、制造冤案以此“建功”的人，是否“依旧逍遥度日，宦途我自春风”？
一叶障目、两豆塞耳甚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