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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任何东西都拟人化，不仅仅是神灵。这种拟人化的泛滥，就是外国传教士们所不解的“泛神论”。中国人把“天”称做“老天爷”，这在中国仅是一个辈份的尊称——即使是如此具体了，中国人也无法回答自己头顶上那个无所不能地支配着他们命运的“天”是怎么回事，他们对本事大得他们都不敢得罪的“老天爷”也就是知道“它能够管理天气”。当然，中国人的“老天爷”还有一个夫人，叫做“土地奶奶”。
虽然“天”在中国不是一个神灵，但这并不妨碍中国人照样敬畏“天”，他们认为人如果作恶，“天”定会知道，定会惩罚——这在中国人的心里并不是一种信仰，只是他们听惯了的一种道德说教。从唐至清，那些越洋过海来到这片土地上的洋人们无不认为中国人最荒诞的举动也许就是祭天了——中国农历新年的某一天里，在帝国辽阔的国土上，处处烟火缭绕，从贫苦的农民一直到显赫的皇族，都要举行祭天仪式。但是，一直盯着中国人祭天的外国传教士看得明白：中国人给“天”供奉的食物仅仅是摆个样子而已，“没过多久，他们自己就把这些食物拿走了，而且很快就吃了”。中国人的祭天是扎根于汉民族集体性格和行为中形式主义的最典型的体现。
在中国，宗教有佛教和道教。
佛教是外来宗教。中国人接受佛教这个事实本身，就说明中国人不抵抗外来的教义。佛教起源于公元前5世纪前后的古代印度，它主张依经、律、论三藏，修持戒、定、慧三学，以断除烦恼而成佛为最终目的。公元前3世纪印度孔雀王朝的时候，佛教开始向亚洲各国传播。公元前2年，西汉哀帝元寿元年，佛教传入中国，经三国两晋到南北朝的数百年时间，佛教在中国的翻译、研究和普及到达了相当规模。隋唐后，佛教在中国产生了众多的佛门流派，对中国的哲学、艺术和民间风俗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巨大影响。但是，佛教作为一种宗教，它始终在中国的底层民众中徘徊不定，更重要的是，它始终没能进入国家权力的上层而成为统治思想。同时，对于对“入世”有着强烈欲望且一向重视生活享受的中国汉民族来讲，佛教教义所主张的“出世”仅仅是一种对于纷乱尘世的无可奈何的躲避，不到走投无路的时候他们是不会遁入佛门的。中国人是世界上家庭观念最强烈的一个种族，于是他们把归入佛门称之为“出家”，而“出家”在中国绝对是极其严重的一件事情。佛教在中国汉民族聚集的地域至今还有相当的影响，但它更多地体现在实用性很强的事物上，如美术、建筑和音乐。
道教是来自汉民族本土的一种宗教。公元142年，东汉顺帝汉安元年，道教被张道陵倡导于四川鹤鸣山。他规定凡入道者须出五斗米，故亦称“五斗米教”。道教奉老子为教祖，尊称“太上老君”，并以老子的著作《道德经》以及《正一经》、《太平洞极经》为主要经典。道教后来分裂出很多的教派，最后归为正一、全真两派，区别是前者的道士可以不出家，后者的道士必须出家。道教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伦理上主张“绝仁弃义”，这一切都和儒家学说形成对立。作为一种“教义”，道教与中国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和精神需求距离更远。
在这种情形下，中国汉民族的百姓也就信起什么来马马虎虎，用起什么来也是马马虎虎了。如果需要某种仪式了，比如增添人口或者亲人死亡，他们就请来“专业人士”：来的如果是个道士，他们可以说自己信道教；来的如果是和尚，他们也可以变成佛教徒。当然，如果道士和和尚一起来，在同一个场合做着不同的“仪式”，他们也不会感到有什么特别的不和谐，他们可以说自己“什么都信一点”。他们需要的只是自己的生活内容——非常实用却又是一种形式。19世纪，当外国传教士在中国看见道士、和尚与中国的百姓一起进行某种日常活动的时候，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茫然，他们认为中国汉民族把两个互相矛盾的事件统一起来的本领实在是令人不可思议。更令人惊讶的是，他们最后才知道，中国人原来根本不明白这两个事件之间的矛盾关系。
信仰需要虔诚的敬畏。既不能出于某种惧怕，也不能出于利益的需要。帝国的臣民们通常只有惧怕而没有敬畏。
一个外国传教士问一个中国人神是否爱他们，中国人的反应吓了这个洋教士一跳：中国人咯咯地笑起来。
“这是最幽默最放肆的大笑。”洋教士说。
没有敬畏情感的民族是心灵荒凉的民族。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因宗教而起的战争。中国每朝每代的揭竿而起和流血厮杀无不是受着最实际利益驱使而从不是为了精神追求。因此，作为引发一百年前中国巨大灾难导火索的帝国北方的宗教冲突，至今仍是一桩历史疑案。
西方宗教进入中国，最早有据可考的是从古长安挖掘出的一块石碑，名曰《景教流行中国碑》，碑上记载了大唐时期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往事。今天的中国人依旧对中国历史上大唐时代的国泰民安歌舞升平津津乐道，认为那是这个东方泱泱大国最鼎盛的时期，中国人的如此印象来自于华美的唐诗、唐乐以及那些出土的唐代玉衣锦画——虽然有着许多不识字人口，但在评价一个时期的国家景象时，却往往从文化的繁荣上开始描绘，这是中国历史中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而大唐确实是这个东方帝国敞开胸怀容纳百川的时代。可以想像到昔日长安古道上来来往往的外国客商、僧侣、游客、歌伎是怎样愉快地赶着路，因为世界上再没有一座城市能像长安这样让他们宛如看见整个世界。而在那些自由自在的外国游客中，那时就已经有了这样一群心怀特殊使命的人，他们远涉重洋来到东方，时刻准备为了信仰而献身，他们就是西方的传教士。
没有人知道西方传教士在大唐这个传教的黄金年代曾经在中华帝国内发展了多少基督教徒或者天主教徒。后来，除了在绘画和音乐中偶尔可以感受到他们确实踏上过这片国土外，其余的，他们没能留下任何踪迹。对宗教不感兴趣的中国汉民族没有特殊的理由是不大可能成为基督徒的。况且，那时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已经很盛，一个著名的中国和尚到印度转了一圈，回来的时候中国皇帝亲自到大道边去迎接——即便如此轰动的事件发生了，让中国人真正感兴趣的依旧不是这个和尚取回了什么“真经”，而是关于他在旅途上种种离奇的历险故事，因为中国人相信，自己的帝国之外定是一个充满妖魔鬼怪的世界，敢到那个世界中游历一圈是很刺激的事情——安定富裕的时代不需要封闭，平和自信的社会才“夜不闭户”。强大的大唐对外来文化的宽容憨态可爱，那时，整个中华帝国的形象犹如大唐时期对美人的审美标准：丰满，微胖，懒散悠闲地斜坐着，睡眼惺忪地似乎永远在浅笑。
应该说，早期西方传教士在世界各地的传教历程是艰难的，至今，西方在记载他们活动的著作中依旧把到中国的传教称之为“东方的冒险”。西方教会把向世界“最蛮荒的地方”传播“上帝的旨意”当做最高的荣誉和责任。在古老的非洲、美洲和大洋洲，许多传教士死于恶劣的食物、严酷的气候、莫名的疾病，甚至充满敌意的土著的毒箭。在中国，至少在明代以前，到中国境内传教的西方教士被杀死的记载并不多。中国人不是土著。当外国传教士到达中国的时候，中国文化之发达曾经令他们惭愧。他们不得不深入到中国最偏僻、最荒凉的地方，因为只有那里的人们也许才需要他们的帮助——接受一个外来的“上帝”。
明代，帝国政府实行“海禁”，除了禁止一切外国商船进入之外，同时也把传教士们进入中国的道路堵封了。1552年8月的一天，耶稣会创办人弗朗西斯·沙乌略行程10万里，几乎围绕着中华帝国的边境走了一圈之后，才在广州附近的一个中国小岛上登陆，可他就是无法登上中国大陆，四个月之后，他死在了小岛上。30年之后，那个叫做利玛窦的传教士来了，他以他身上的中国服装和很快就掌握了的中国语言终于赢得了中国人的好感，他成功地进入了中国。至此以后，凡是进入中国传教的西方传教士，几乎都学习利玛窦的经验，着中国服装，说中国语言，并且都取了一个中国名字。
至少在这个时候，还没有民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