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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在这个时候，还没有民教冲突的事情发生。中国人那时议论最多的不是西方的宗教问题，而是外国人进入中国后应该如何遵守“中国人的规矩”。所谓“中国人的规矩”，不是关乎法律的问题，而是有关道德和礼仪的问题。那时的中国人认为这是最重要的问题。比如，外国人见到中国官员甚至中国皇帝的时候，是否应该跪下磕头；外国人对中国有些事物的议论，包括妇女的小脚、科举、一夫多妻、鸦片等等，中国人是否应该给予回击；最激烈的，是讨论是否应该把这些洋人们请出去，因为他们的举止和长相实在令中国人看着难受：“他们信上帝，干吗不在自己的家里信？”
外国传教士们遇到了一个令他们景仰的中国皇帝：康熙。
1692年的一天，皇帝康熙生病了，疟疾，发高烧，御医们束手无策。被病情折磨得痛苦不堪的康熙皇帝下了一道通告：凡是患疟疾的病人都可以进入皇宫治疗。皇帝此举的目的是广泛实验各种中药的药效以寻找治疗疟疾的办法。皇宫里的实验开始了，有不少外国传教士在场观看，其中一个传教士记述了他看见的这样一个实验：一个和尚拿一碗井水在皇宫的空地上朝天地各个方向念念有词，“他做了一百种令异教徒感到神秘莫测的姿势”，然后让生病的人把井水喝下去。最后当然没有任何效果，这个和尚被皇帝赶出了皇宫。于是，在广东传教的两个外国传教士接到谕旨：立即进京。传教士赶到北京后才发现，京城里所有的外国传教士正聚集在一起研究一个重要的问题：中国皇帝决定要吃西药。康熙皇帝很可能是第一个接受西医治疗的中国人。在太监们和大臣们惊慌失措的眼光下，康熙皇帝喝下了传教士送进来的一种叫做“金鸡纳霜”的药粉——一位法国传教士正好从法国带来了整整一斤。中国皇帝喝下西药的时候，就有太监和大臣大哭起来，因为他们认为自己的皇上就要被外国人毒害了——虽然皇帝是在四位甘愿一死的大臣先喝下去且一夜无恙之后才喝的。即使如此，也只有对国家的富裕、安定和强盛充满自信的皇帝才敢于这样做：这样的皇帝，康熙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一位。中国皇帝的高烧居然很快就退了，惊人的疗效让中国皇帝觉得传教士们个个是神仙——其实，在当时的法国，金鸡纳霜已经是一种治疗疟疾的最普通的常用药。
于是，在那段帝国少有的经济繁荣、政治稳定的美妙时光里，中国皇帝的身边开始每天都有外国传教士走来走去。这些传教士中有的是当时世界上最优秀的科学家，甚至是获得了法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称号的人。院士们受到法国皇帝的资助来到中国，直接目的是勘察中国地理，为绘制一幅精确的世界地图做准备，因为没有中国的世界地图就称不上是世界地图。至于绘制地图有没有军事上的目的不言而喻。另外的传教士是正宗的神甫了，他们想趁机“劝说中国皇帝入教”。皇帝已经在主持制订历法时在一个叫做汤若望的传教士那里领教了科学的魅力，并且知道了传教“先驱”利玛窦这样的传教士。中国皇帝要他们当自己的自然科学教师。
中国的皇帝在紫禁城里亲自挑选了最大、最方便的房屋赏给传教士们居住，当然，传教士们也同时每天在紫禁城内品尝着中国皇宫内御用厨师们的精湛手艺。
传教士们每天上午和下午各两个小时和皇帝在一起。传教士们很辛苦，因为中国皇帝“上课”的地点是清漪园，就是后来成为颐和园的那个地方。因此，无论天气如何，传教士们都要从城里按时赶到“课堂”。中国皇帝学习物理、化学、外语、几何和数学，疲惫的传教士们发现，“中国皇帝的兴致很高”，他像一个中学生一样，在传教士们的指导下做化学试验：把一种液体混合到另外一种液体中去，并且观察混合后的反应。皇帝很快掌握了计算球体、锥体和多面体体积的方法。皇帝在高高的亭台上观察天空，想像着太阳、月亮和地球的运行轨道。皇帝跑到野外，用几何方法测量山的高度、河的宽度。传教士们对中国皇帝的聪明好学十分惊异，其中一个叫做白晋的法国传教士为此写信给他的皇帝路易十四：“康熙皇帝是一位与您在许多地方都相似的君主，就像路易大王您优于基督教诸王一样，他也同样胜于异教诸王。”
传教士把中国皇帝称之为“异教王”，看来，中国的皇帝没有被传教士们“发展入教”。更重要的是，包括中国皇帝在内的所有中国人都对西方宗教中所描绘的“天堂”不感兴趣。中国人认为，还是人间好。
康熙，帝国历史上惟一一位试图了解现代科技知识的皇帝，惟一一位对外来文化采取特别宽容政策的统治者。即使是他，允许也是有限度的，这个限度就是：无论什么“教”，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无论信奉的是天主、耶稣还是佛祖，都不能对帝国的现政权构成威胁，哪怕是舆论上的冒犯、诋毁和诽谤。外国传教士对中华帝国的文化、风俗等等多有议论，但是，议论到皇帝的头上就触犯了大忌——有的传教士居然认为中国的皇帝代表不了“天”，“天”应该是“天主”，因此，人敬畏的应该是“无所不在的上帝”，而不是人间的一个人，即使这个人现在是皇帝。
康熙五十九年，即1720年，天主教教皇派宗教大使嘉乐来到中国，和帝国政府协商在中国传教的事情。11月18日，康熙皇帝为了准备和教皇大使的会见，特地在清宫西暖阁召见了在华的一部分外国传教士，并且为此下了一道谕旨。谕旨中首先对传教士们在中国的“遵纪守法”“表扬”了一番：尔西洋人，自利玛窦到中国，二百余年，并无贪淫邪乱，无非修道，平安无事。
康熙皇帝认为外国传教士对中国没有什么好处，但也没有什么妨碍，既然大老远地来了，念之不容易，所以恩赐他们可以在中国自由活动：自西洋人航海九万里之遥者，为情愿效力，朕因轸念远人，俯垂衿恤，以示中华帝王，不分内外，使尔等各献其长，出入禁庭，曲赐优容致意。尔等索行之教，与中国毫无损益，即尔等去留，亦无关涉。
但是，洋教士毕竟议论到中国的“天”了，对此邪说，中国皇帝不能置若罔闻：自多罗来时，误听教下阎当，不通文理，妄诞议论。若本人略通中国文章道理，亦为可耍伊不但不知文理，即目不识丁，如何轻论中国理义之是非。即如以天为物，不可敬天，譬如上表谢恩，必称皇帝陛下阶下等语，又如遇御座，无不趋跄起敬，总是敬君之心，随处皆然。若以陛下为阶下，座位为工匠所造，怠忽可乎？中国敬天，亦是此意。若依阎当之论，必当呼天主之名，方是为敬，甚悖于中国敬天之意。
康熙说那些胡说八道的传教士都是些无赖小人，他要求在中国的传教士们不许在帝国的土地上乱说：多罗阎当等，知识甚浅，何足言天，何知尊圣。前多罗来，俱是听教下无赖妄说之小人，以致颠倒是非，坏尔等大事。今尔等教主差使臣来京请安谢恩。倘问及尔等行教之事，尔众人公同答应：中国行教俱尊利玛窦规矩，皇上深知，历有年所，况尔今来上表请皇上安，谢皇上爱育西人之重恩，并无别事，汝若有言，汝当启奏皇上，我等不能应对。尔等不可各出己见，妄自应答，又致紊乱是非，各应凛遵，为此特谕。（黄濬：《花随人圣盫摭忆》，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8月第一版，第73～74页。）这道“谕旨”是中国皇帝对外国传教士的一次明确“警告”。康熙说那些传播“邪说”的传教士不但为中国的传统所不容，而且必将“坏尔等大事”——这句话很重要，并且意思明确：如果传教士们“坏事”，轻则要被驱除出中国，重则可能要掉脑袋——中华帝国刑罚的严酷是世界闻名的。
果然没过多久，外国传教士“坏事”了。一些对基督教怀有敌意的政府官员纷纷上疏，称：“此辈居心叵测，日下广州城设立教堂，内外布满，加以同类洋船丛集，安知不交通生事？乞饬早为禁绝，毋使滋蔓。”官员们的上疏有中国人和外来宗教格格不入的原因，而且还与外国传教士参与了中国宫廷里的政治阴谋有关。葡萄牙传教士穆经远就卷入了康熙末年皇子夺位之争，他毫不犹豫地支持了雍正的政敌，同时，其他的外国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