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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三十里堡黄河堤防的一次决口瞬间便把偌大的一座城市全部淹没，数百万人失去生命。1898年6月，黄河在山东东阿县决口，附近的数县一片汪洋。山东巡抚张汝梅奏称：“本年黄河水之大，雨水之多，为数十年未有，而灾情之重，灾区之广，亦为近数十年所罕见。”（《文史知识》2000年第9期，总第231期，中华书局，第17页。）然而，对19世纪末帝国农民的生存威胁最大的还是旱灾。那一段时间，全国连续发生的大旱达140次，就连湖泊纵横、河流密布的帝国的南方也频频告急：江山县大旱，河流枯竭；镇海县大旱，舟楫不通；萧山县大旱，河床裸露；镇河县大旱，稼禾尽焦；四川连续发生“壬寅大旱”和“甲辰大旱”，遍地饿殍，惨绝人寰。更严重的旱灾发生在帝国的北方，涉及山东、河北、山西、陕西、河南，受灾面积之广、灾民数量之多世所罕见。河南“自春至夏，雨泽逾期，旱象日见”，山东“夏季歉收，秋稼未登”。山西无处不旱，“待赈饥民逾六百万之众”。陕西渭河流域40个县受灾，“死亡枕藉”。
靠天维生的帝国农民的生命极其脆弱，天若数月不下雨，他们就大批死亡，如同野草。晚清最后几十年因为天灾死亡的农民的数字无从查考，但绝对是一个惊人的数字。因为仅据有关史料的记载就可以看出一个大概：山东、陕西水灾和浙江地震，死亡28万人；直隶水灾以及河北大水、甘肃大旱，死亡1500万人；黄河决口、蝗灾波及河北、山东、河南和湖北，死亡800万人安徽、陕西、山东旱灾，死亡1000万人以上。光绪“丁丑奇荒”中，仅山西一省就死亡500多万人，这个数字占该省总人口的1/3。
没有死的帝国农民开始了大规模的逃亡。山东黄尘滚滚的土道上，河南荒芜的田野上和河北干涸的河床边，数百万流民在绝望中行走。他们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孩童啼哭，成人无泪。为了生存，人人相食的现象时有发生——“有一家食过小孩数个者，有一人食过九个人肉亦自死者”。面对如此铺天盖地的灾难，帝国政府通常的赈灾办法是设立“粥厂”。北京六门外的“粥厂”调拨官仓大米15万石。但是，在帝国的国土上依旧有越来越多的灾民饿死在城墙之下、荒野之中。对于上千万的灾民来讲，“粥厂”无异于杯水车薪。帝国政府害怕发生“民变”，于是禁止流民流动。清代学者俞樾的《流民歌》云：“不生不死流民来，流民既来何时回？欲归不可田无菜，欲留不得官吏催。今日州，明日府，千风万雨，不借一庑。生者前引，死者臭腐。吁嗟乎！流民何处是乐土。”（（清）俞樾《流民歌》，转引自《晚清遗影》，孙燕京主编，山东画报出版社2000年4月第一版，第180页。）摆在濒临饿死的帝国农民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等待死亡和铤而走险。
聚集在黄河两岸这个帝国北方人口最密集的耕作区里的农民，皮肤颜色与那条大河一样，性格特征也和那条大河一样。
19世纪的最后一年，鲁苏豫皖交界地区饥民万千成群，鲁南十余万饥民向苏皖流徙，然后又流回原籍。从山东曹县流动到开封的饥民被遣送回乡的有7万之众。河南虞城童振青带头闹事，安徽涡阳刘疙瘩、牛世修也带头闹了，这是走投无路的帝国农民铤而走险的信号。
朝廷立即传电指示江南、安徽、山东、河南和直隶五省迅速调遣兵力，“合力剿办”。而那支已经被帝国平原县令蒋楷率领的官军打散了的义和团首领朱红灯，此时又重新纠集起队伍，而且队伍还是最庞大的。当官军出动与这些造反的农民接火的时候，他们惊异地发现自己立即陷入了一种不知所措的境地：这些造反的农民所做的最激烈的事情是毁坏教堂、追杀外国传教士和入洋人教会的中国教民。他们的口号竟然是充满“爱国精神”的字眼儿：“扶清灭洋”——饥饿的帝国农民们标榜他们是来“保卫帝国一统江山”的。而更让官军们尴尬的是，在这些农民高举着的代表义和团的红色旗帜中，居然醒目地飘扬着一面明黄色的巨大帅旗，上面赫然写着一个大字：“毓”。
明黄色，帝国皇家的专用色彩。
“毓”，山东巡抚毓贤的权力标志。
毓贤，一位在中国近代史上颇有争议的帝国官员，他的政治生涯只有短短的两年，但他从小小的曹州知县开始，最后竟成为世界闻名的“祸首”。虽然他的名字在帝国历史中几乎转瞬即逝，但其暂短的官员生涯轨迹足可以成为一本涵盖中国近代民族性格和民族特征的大书——他是帝国官员中极端理想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的典型代表，为人处世极端干练又极端愚蠢。
毓贤在曹县当县令的时候是个有名的贤吏，不贪污，不受贿，“勤政事”，“励操守”。但他同时又是一个“酷吏”，行刑严酷，杀起人来表情平静自然。他最著名的行为是“为拳匪张目”。——可以说，他是在整个帝国内第一个明确支持义和团的官员。1899年，他接替张汝梅继任山东巡抚，此时正是义和团发轫之时。他痛恨外国势力支持下的教会“恃势横行”，就从袒护反洋教的义和团开始，进而成为坚定的“灭洋教即是灭洋人”的官员。《凌霄一士随笔》中说他“其心则不无可谅，不学无术害之也”。但是，在帝国，哪怕是县令一级的官吏，必是饱读诗书之人，在学识上和帝国的农民们比，毓贤可谓“大知识分子”了，说他“不学无术”是站在后人角度上的评价。而在当时，也许正是他的“学问”使他更深刻地看到了西方的宗教势力对帝国政权稳固的威胁，他从另外一个角度与帝国的饥民站在了同一立场上。后来帝国的官方史册把他列为“祸国殃民”之列，除了外国势力对他的攻击外，他的行为客观上确实把帝国推入了无边的苦难之中。《清史·本传》中记载毓贤的“罪行”为：“护大刀会尤力。匪首朱红灯构乱，倡言灭教，自称义和拳，毓贤为更名为‘团’，建旗帜皆署‘毓’字。教士乞保护，置勿问，匪浸炽。法使诘总署，乃征还。”——大刀会，兴起于山东的另一个农民帮会组织，是发起义和团的几个农民帮会组织中的一个。帝国的一省大员支持蜂拥而起的饥民们，甚至帮助饥民把“义和拳”改名为“义和团”，实乃帝国历史中罕见。毓贤很快被革职的原因，是法国人为帝国居然有这样的官员而“责问”了帝国的“外交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毓贤被革职后，并不觉得自己有什么不妥，于是来到北京，奔走于各个皇亲贵族政府要员的府邸，大肆为已经形成造反规模的饥民们宣传。他宣传的重点是“拳民神助”，说那些杀洋教士的农民个个有神仙般的“法术”，而得到了“神”帮助的事情绝对是符合帝国利益的。事后证明，当时接受了他的宣传的帝国大员为数不少，而他们都能对帝国历史的发展起到重要的影响。后来，随着时局的变化，当帝国政府“需要”义和团的时候，毓贤作为慈禧太后的得力干将被重新任命为山西巡抚。结果是，他在山东没有来得及干的事在山西很快就显出政绩了：他把山西境内的外国传教士，连同他们的家眷、孩子以及大部分中国教民，统统杀了。
当平原县令蒋楷开始逃跑又由于官军的增援又杀回来的时候，朱红灯跑了，据说是坐着轿子跑的。朱红灯，这个义和团初期的首领，在饥民中威风凛凛。他身披红衣，出门坐轿，前呼后拥——皇帝般的架势是帝国历史上所有造反农民首领的共同特征。朱红灯说：“天下义和团命令你们某月某日到某地，不遵者砍头。”所有的饥民就都不折不扣地执行。但是，他在战斗中跑了，和以后义和团经历的所有严酷的战斗一样，死亡的全是普通的团民。在跑了的朱红灯和义和团团员们开始绝望的时候，一个好消息传来了：那个叫做毓贤的巡抚，把追杀他们的县令蒋楷和军官袁世敦撤职了。朝廷的谕旨是：山东平原民教构衅，知县蒋楷办事谬妄，即行革职。营官袁世敦行为孟浪，纵勇扰民，一并革职。（《山东义和团案调查资料选编》，转引自《最后的神话》，张建伟著，作家出版社1999年12月第一版，第171页。）虽然这仅仅是一个罢免县级官吏的普通文件，但是正是这样的一个看似普通的文件，却影响了以后帝国的整个历史。
既然那个叫做毓贤的政府大员支持他们，那么，他们就是这个大�